2.1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说课.pptVIP

尽管从实质上说，中国古代法治实为人治，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统治工具。但从形式上看，中国古代法治的推行对于促进中国封建社会进步，推动中国古代文明，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国古代法治切切的说是启蒙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由奴隶制社会转型于封建社会的大转变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牛耕开始普遍推广，“私田”大量出现，动摇了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井田制，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周天子为首的王室日益衰微，致使“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以此同时，思想界却异常活跃，社会进入了一个由“学在官府”到“私学”大兴，“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出现了儒、法、墨、道等的大论战，形成了“礼治”、“德治”、“人治”与“法治”的对立。法治思想正随着一股一股的改革潮流迅速的成长。公元前445年，魏文侯改造政体，以李悝为相，乐羊、吴起、西门豹为将军守令。李悝提出了“尽地力之教”的思想，并编撰和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地主阶级法典《法经》。公元前430年，赵威烈侯以公仲连为相，起用牛畜为“师”、荀欣为“相”，牛畜提出了“以仁义，约王道”，荀欣提到“选练举贤，任官使能”的法治思想。公元前355年，韩国的韩昭侯用申不害为相，实施变法改革，申不害教昭侯“术治”。“术治”即“法治”。韩非解说：“术者，因任而受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欲不见。”韩非解说展示了“法治”实质为君主个人的集权统治，要求君主们要不择手段，以法律的威严镇压群臣百姓，以达到巩固王权统治，建立高度集中的封建集权国家的目的。然而，在众多的变法改革过程中，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彻底。秦孝公时，商鞅携《法经》入秦，受到秦王的重视，先后两次在秦国主持变法。商鞅以《法经》为蓝本，结合秦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加以修订、扩充、制定了秦律。商鞅着重强调法治及其威严。在法律颁布之前，为了使百姓了解法律及尊崇法律，商鞅特地将一根圆木放置于城门口，并约定：凡将此木由东门搬至西门的，赏银五十两。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推广他的法律，不仅让老百姓了解了新的法律，而且使这部新法得以尊崇。 在这些法家的鼓吹下，法治思想逐渐走向历史舞台，充当了主角的角色，成为了巩固政权的有力工具。秦国统一，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为主导，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中央集权；一方面大力排挤其他各大学派，焚书坑儒，残杀儒生。此时法家思想达到顶峰。“法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位，同时也为中国古代法治埋下了一粒生机勃勃的种子。此后的漫漫封建社会长夜里，“法治”从来就没有真正地退出过历史的舞台。 愤怒的农民阶级将残暴的秦推翻后，却塑造了另一个与自己阶级对立的统治者。相对于秦的统治者来说，经历了革命的洗礼之后，汉朝的统治者更懂得如何去隐藏自己的本质。当然，“法治”也被很好地保留并隐藏，只是一下子没有了光芒。汉朝前期，统治者极力推崇“黄老之术”，提出“与民休息”的思想。从实践上作到轻徭薄赋，减轻刑罚。但是只要稍微的想一下，就不难发现，在汉朝统治者为“减刑”而呐喊的时候，必定会露出马脚。文景二帝废除肉刑改为笞刑，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在减轻了人民负担和囚徒的痛苦。但实际上笞刑更容易导致囚徒死亡，并且在刑罚改革中，明显的死刑加重了。例如：汉法规定，斩右趾改为弃市。汉朝统治者这样做，既从表面上获得民声赞颂，又实际上做到了对百姓的威慑。“法治”的手段便被暴露无疑。汉武帝上台，实行大一统，给“法治”的从新上台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董仲舒成为了牵线搭桥的红娘，而此时“法治”也被披上了儒家“礼”制的嫁衣裳。汉武帝名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为阳儒阴法（这种法律思想一直贯穿于以后的封建王朝）。“法”始终已不再是韩非所描述的赤裸的集权“法治”，它或多或少地接纳了儒家的“礼治”思想观点，从而找到了二者的最佳切合点，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但是，“法治”并不同滋养其生长的封建政权的倒塌而分解。前面提到，它是一粒生机勃勃的种子，那么它必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即便是在少数民族大量入侵中原时期，它也是并不因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及其习惯法的冲击而黯然失色。相反，它以其宽大的胸怀容纳了另一个民族的习惯，并不断地完善着自我。北魏时期，“法治”得以更大的创新和发展。北魏统治者以汉族士族为相，实施改革，制定法律，不可避免地要应用“法治”思想。孝文帝改革，易胡服骑射，改穿汉衣，学汉法，制定适合于社会的法律制度，并首创了“留存养亲”、“死刑复奏复核制”“挝登闻鼓直诉制”等制度，充分体现了北魏重视法治，完善法治。“法治”在北魏得到长足的发展后，对隋唐的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法治”的生命力旺盛，但是封建法治始终是受到其本身具有的局限性的羁绊。封建法治顾名思义地只能存在于与其适应的封建社会。因此，必然要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