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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参考新闻思想
我也是学新闻,共同探讨下
首先你当然要了解他的主要思想:
王韬的新闻思想:
1、重视报纸信息传播的功能;
2、办报目的是立言;
3、强调报纸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4、言论自由;
5、反对外报垄断,允许国人自己办报。
一下的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王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新闻人才。黄天鹏曾说中国新闻界因出了个梁启超而使“新闻记者之身价顿增万倍” 。同样,我们借用黄天鹏的话来评价王韬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王韬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不仅用自己的身体力行给新闻业的后来者树立了足可效法的榜样,而且在有关的文章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有道德、通古今的新闻人才观。
作为一种专门职业,新闻人才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和修养呢?王韬特别强调了两个方面。
第一,报人要具备优良的品德。
王韬的新闻学专文《论日报渐行于中土》集中阐述了人格与报格的关系,认为报人最重要的资格与条件就是“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果利用报纸“挟私讦人,自快其忿,则品斯下矣,士君子当摈之而不耻”。在王韬看来,公平、诚正是新闻记者最重要的品德,有了这样的品德,才会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从事采访报道活动,“不参毁誉之私”,防止“采访失实、纪载多夸”的“日报之通弊”。
王韬重视并强调报人的品德修养,一方面与他的人才思想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他对报纸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王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人才思想,认为,欲求事业之兴旺,须以得人为先。他说:“天下事皆在乎得人而已,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虽有良法美意,多败于奉行故事人之手” 。而人才又以品德为先,对不同的人才应有不同的品德要求。作为报人,最重要的就是公平诚正,不然就难于担当“直笔”之职责。中国近代直至当代新闻史上,所有新闻学论著都毫无例外地视品性为新闻记者的第一要素。而王韬则是最早具有这一认识的新闻学家。
王韬还从报纸的地位和作用上论证了新闻人才的品德之重要。他说:“日报一道,所系岂不重哉”,“所载上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国运之兴衰;下述人心之事,亦足以察风俗之厚薄” 。办报关系到国计民生,责任非常重大。他说,在西方,报纸和报人(特别是主笔)的地位极高,其言论足可左右局势和人心。“如英国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 正因为如此,他主张对报纸从业人员“不可不慎加遴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
第二,报人应是具备高材博识的“通才”。
王韬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和《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两篇新闻学论文中,明确提出了新闻工作者的业务要求,即聘请“博古通今之士以操其简”,认为报人“或非通才,未免识小而遗大”。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早关于报人知识结构的论述,是“通才”办报思想的最早表述。王韬认为,所谓“通才”,不是那种只有“一技之长、一材之擅”的专业技术人才,更不是那种只知“圣贤之经典、上下三千年之史册”,而对于“泰西之国政、山川风土,茫然未有所闻” 的“迂才”,而是那种德行艺皆优、古今事皆通,尤其是以“通今为先”的人才。他认为,所谓“博古通今”,“古则通经术,谙史事;今则明经济,娴掌故,凡舆图算术胥统于此”。
报人为什么应是“博古通今之士”?王韬认为,这是由其业务本身需要决定的。报纸不仅要“博采群言、兼收并蓄”、传播新知,而且要评论时事、直抒胸臆、开启民智。“纪事”和“述情”两个方面都要求报人具有“通才”的业务素质,“其间或非通才、未免识小而遗大”,是说没有相应的知识结构,在办报过程中就不免只抓芝麻而丢了西瓜。
王韬通过对西方人的接触、了解和分析,认为“西士通今而昧古,中儒爱古而薄今。苟能各矫其失,庶免彼此交讥也夫” 。他热切地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报人,不要总是停留在“溺心章句、迂视经猷”的状态,而要开阔胸襟,开拓视界,在学习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更多地了解外洋形势,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不尚虚文,关心时事,成为“高材博识之士”。
其实,王韬本人在当时就称得上是学贯中西、超乎时辈的“通才”。上海《字林西报》编纂主任蔡尔康当时评价王韬是“博极群书……凡铁甲船、火轮船、枪炮、飞天球之制,以及算学、化学、重学,无不融会于心。” 。同时的《申报》也称赞他“留心世事,博通中之典章,肆力陈编,宏备古今之渊鉴”。 正因为如此,王韬才能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出类拔萃、启迪来者的杰出报人。
值得注意的是,自王韬首倡“通才”办报之后,关于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便成了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翻检新闻学史籍,不难发现,从徐宝璜的《新闻学》开始,每一部新闻学著作在讨论“新闻记者之资格”时,都毫无例外地认同了王韬的观点。例如,徐宝璜说:“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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