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至清俗文学发展的原因.docVIP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统一政权。在政治上，元朝统治者始终奉行民族压迫政策，他们把国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蒙古人最尊，南人最贱。终元之世，民族对立的情绪未见缓和，加上吏治腐败，阶级压迫深重，因此，社会一直激烈动荡。元杂剧有不少作品写到贪官污吏、权豪势要对人民的压迫，不少作品透露出愤激昂扬的情绪，这正是在火与血交幷的时代人民反抗精神的反映。 民族压迫深重，彼此之间不可能没有隔阂。不过，就我国历史总体而言，在元代，居住于长城内外的各族人民，既有斗争，更有沟通、融合。 元代的最高统治者懂得汉族文化的优越性，又懂得要保持蒙古祖制，保证民族特权的重要性。因此，忽必烈制定的纲领是：“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元史·世祖本纪》）他要求继承蒙古族的祖宗成法，采取中原王朝的仪文制文化的融合，大大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有些人接受了汉族文化熏陶，还擅长以汉语进行文学创作。来自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生活背景的作家，笔端流露出各式各样的风情格调。西北游牧民族特有的质朴粗犷、豪放率直的性格，注入作品的形象中，使元曲更加多姿多彩。 民族杂居，也给汉族文化在固有的基础上注入了新的成分。在文艺创作方面，元曲作家们更是大量吸取少数民族的乐曲，以丰富作品的表现力，像〔唐歹合〕、〔拙音速〕、〔风流体〕、〔六国朝〕、〔阿忽合〕等曲牌，已为汉族羣众喜闻乐见。徐渭说：“北曲盖辽金北鄙杂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南词叙录》）北曲包括蒙族女真族的乐曲，它们流入中原，为民间接受，也开拓了人们的视野胸襟。 在农业逐渐恢复，社会逐步安定的基础上，宋末以来我国城乡的手工业、商业，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停滞以后，又走上繁荣的道路。由于国土统一，交通畅顺，形成了空前规模的市场；也由于朝廷重视商业经营，采取不同于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功利诱天下”，商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与此相关，许多城市的规模日益扩大。当时的大都，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商业中心。北方的真定、大同、汴梁、平阳；南方的扬州、镇江、上海、庆元、福州、温州、广州等地，均颇具规模。随着大中城市的涌现，市民阶层也不断壮大。他们的思想意识，影响到包括戏剧创作在内的各个方面，其作用不能低估。 儒学影响力日益下降，佛教、道教，乃至伊斯兰教、基督教，在中原地区同样得到发展。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羣众中的影响。思想领域呈现出各种观点和流派争雄斗胜的特色。 元代科举考试时行时辍，儒生失去仕进机会，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不再依附政权，或隐逸于泉林，或流连于市井，人格相对独立，思想意识随即异动。特别是一些“书会才人”，和市民阶层联系密切，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更异于困守场屋的儒生。仕途失落的知识分子，或为生计，或为抒愤，大量涌向勾栏瓦肆，文坛便掀起波澜。儒生不幸文坛幸，换言之，知识分子地位的下降，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情绪，这一点，也是促成元曲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国家之统一，经济之发展是宋词繁荣的社会原因，即外部原因。北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的形势，由于全国统一，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当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矿业、造船业、纺织业、煮盐业以及采茶、酿酒业的日益兴盛，又促使商业经济愈趋繁荣，雕板和活字印刷术的使用，对文化传播更是起着直接的影响。宋初颁布了标准的度量衡器，改革了币制，整顿了税制，还改进了以首都汴京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使之成为“八方争凑，万国咸通”（《东京梦华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宋王朝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还提倡纲常名教、等级名分，命窦仪裁定《三礼图》，和岘订正“雅乐”，企图礼乐维持帝王尊严。同时还企图利用娱乐来消弭反抗，对于流行民间的“俗乐”亦在留意搜求，并不予以排斥。当时民间娱乐，可称是多种多样，勾栏瓦肆，演出多种技艺；茶坊酒楼，竞唱各种新声。汴京本是五代时的旧都，曲子词在五代时就已流行，如花间派词人和凝就被人称为“曲子相公”。宋初，这种新起的曲子词在民间，在文人学士手中蔓延起来。宋初在削平各割据小国后，获得了大批技艺高超的乐工歌妓，“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文献通考· 乐考》）。他们集中到京师，呈献来自各地民间的精湛技艺，并与汴京的艺人交往切磋，这对各种乐曲的创作、提高和传播起着很大的作用。新创作的乐曲和原有的旧曲又都需要新词，除了民间无名氏的制作外，还有文人参加这一工作。《避暑录话》就记载了柳永“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宋词就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断发展着。北宋交替，靖康之耻一直铭刻在汉民族的心中，渴望恢复成为人们的主旋律。但以高宗赵构和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偏安一隅。因而文人们纷纷慷慨悲壮一发于词。宋金对峙渐趋稳定，大宋尚有半壁河山，江南一带沃土千里，物产丰富，水陆交通发达，临安成为著名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