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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重先生 谢天振　　很早就听说了方重先生的大名，但很晚才有机会拜识并当面聆听方先生的指教。上世纪60年代上半期，那时我还是一名在上外（原上海外国语学院）求学的本科生，当我和同学在晚餐后一起在校园散步时，经常会看见有一对年长夫妇挽着手臂从校园走过。说他们年长，其实也不过60岁左右的样子。那女的皮肤略显黝黑，稍胖一些；男的中等身材，皮肤白净，头发有点花白，戴着眼镜，人较清瘦，但精神矍铄。我不大看见他们俩相互讲话，也不大看见有人与他们招呼，他们只是慢慢地散着步，神色淡定，给人一种超然物外的感觉。有同学告诉我，那位戴眼镜的老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国内绝无仅有的中古英语专家、著名的乔叟汉译、陶（渊明）诗英译专家方重先生，是当时上外最高级别（二级）的教授。然而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上外第一张“重磅炸弹”式的大字报，锋芒所向，即是指向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方重先生的。一时间，批方先生的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里的吼叫声震耳欲聋，可谓是“乌云压城城欲摧”，形势极其紧张。然而，傍晚时分，我还是经常看见方师母挽着方先生的手臂，相互依偎着，慢慢地从校园走过。步履仍然是那么的沉稳，神色依然是那么的淡定，超然物外……　　再次见到方重先生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了。那时我已结束了11年的中学教师生涯，重新考回上外读研究生，接着就毕业留校，在上外刚建立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工作，而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即是方重先生。不过尽管方先生是所长，其实他不大到所里来，主持研究所日常工作的是常务副所长廖鸿钧教授。廖先生为人宽厚，对方先生又相当尊重，所以这段时间是方先生晚年心情最轻松、最愉快的时光，看见他时总见他面带笑容。　　那时《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已经创刊，方先生是副主编。作为所长，方先生对研究所的事并不太过问；但作为副主编，他对比较文学杂志倒是特别的关心，所以每次来研究所，他总会到编辑部坐坐，跟我们编辑部的几个年轻人“随便谈谈”。方先生的经历其实非常丰富，早在1923年就负笈美国，在斯坦福大学及加州大学跟从国际著名的乔叟研究权威学者塔特洛克教授等从事英国文学及语言研究，并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他相继执教于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担任英语系主任及教授等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他又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聘，赴英国剑桥、伦敦、爱丁堡等大学以及比利时布鲁塞尔等大学讲学。1947年冬回国后，分别在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任教授，1957年春又从复旦大学调至上外工作，任英语系主任。　　但是他在跟我们谈话时从来不谈过去的事，无论是当年那些辉煌的出国留学、讲学的经历，还是文革时期或之前的不愉快的往事，他和我们讲话时一是肯定研究所把比较文学列为研究重点，觉得这样做避免了与校内各系的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重复，而且比较文学长期以来在国内是被忽视的，现在重新开始研究很有必要，也很有前景；另外他总是提醒我们，研究比较文学不那么容易，要化大功夫。对方先生所说的研究比较文学要化大功夫的话，开始我们的体会并不是很深的，但后来我们拜读了他写于1931年的长篇论文《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后，就具体认识到了什么叫“化大功夫”。　　这篇文章写的是18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的关系，但方先生却是从16世纪开始写起。从16世纪一位教授所著的《英国十六世纪的航海业》一书中所透露出来的对“震旦古国”（中国）的梦想与寻求，到17世纪许多耶稣会徒的书信对中国的描述，一位英国散文家波顿（Robert Burton）的《忧郁的分析》中对中国的想象（“一国的人民，知礼，顺从，晓达，和平，安静，富足，繁盛，和睦，互助，有肥沃之农田、稠密之城市”，等等），以及17世纪后期英国舞台上上演的中国题材的戏剧，探幽著微，追根溯源，把引起18世纪英国与中国发生关系的几个重要步骤，也是历史背景一一交待清楚，然后才切入正题。　　至于进入正文之后，方先生论文中引述材料之丰富，分析之精辟，那就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他首先从1711年开始发行的《旁观报》中找出当时主要的散文家司蒂尔·爱迪生的一些关于中国的文章，如他用游戏文字杜撰的中国皇帝给罗马教皇的信，他推崇中国以孝为本的短文，以及他纯属想象、以中国为背景的虚构的《一篇洪水以前的故事》等，然后又引述18世纪英国著名的诗人蒲伯文章中涉及中国的文字，如蒲伯发表在《守护报》上推崇中国式花园建筑的文章等。　　《鲁滨逊飘流记》是中国读者人人都耳熟能详的故事，但方先生却从该书的第二部中发现了作者笛福记述鲁滨逊由荒岛归来取道中国回国的一段描写，尽管这段描写更多着墨于中国人的负面。不仅如此，方先生还挖掘出笛福的另一部鲜为人知的作品《新路程环游世界记》和文章《团结者》，前者讲到在中国沿海贸易，看见许多古怪丑陋的中国人；后者是一篇讽刺作品，假托一个作者乘着一辆有翅翼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