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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曹氏父子看魏晋四言诗的新境界 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张桂杰 哈尔滨市政府外事办 张 莉 建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极混乱的时期。不过在文学史上，则为所谓的文学和自觉时代，同时，在诗歌史上，亦为五言诗盛行之时代。但据逮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建安时期有13名作家、63首四言诗(其中5首为残句)，在三百多首建安诗歌当中，四言诗不仅数量不容忽视，地位和艺术价值更为举足轻重。 建安四言诗，大抵可分两类。其一，乐府四言诗。风格自由、内容活泼，誠如许学夷云：“魏人乐府，四言如孟德《短歌行》、子桓《善哉行》、子建《飞龙篇》等，其源出于《採芝》《鸿鹄》，轶荡自如，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其二，四言古诗。此类或多或少承袭《诗经》以来强调政治教化的诗教传统，王粲《赠文叔良》，繁钦《远戍勸戒诗》，曹植《責躬》等，均属继此传统之代表作。 在此，应注意的是 “通侻”的建安文学特色。鲁迅先生云：“通侻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文体随便、造语自然、用字简易、勇于学习和採取民间新兴的文学形式、不避俗语等等，都是“通侻”的文风在形式上的表现。 此外，“尚情”亦为“通侻”的显著特点。这一特色在魏晋以前的四言诗中是很少见的。 实际上，建安时期文学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