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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形式也在改变着，各种电子设备、网络成为当下大多数人信息交流的媒介。而随之引发的是各种新型的、高智商犯罪，如网络诈骗、毒品、洗钱等犯罪增多，由于犯罪人犯罪形式的高智商化，运用各种反侦查手段和高科技手段，导致犯罪证据难以收集，案件难以侦破。针对这些犯罪案件，仅仅用常规的，对抗性的侦查手段是难以奏效的，因此侦查机关在追究犯罪时面临越来越严格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非对抗的秘密侦查措施成为他们的“必杀技”，在侦查部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一．我国秘密侦查现状以及纳入法律的必要性秘密侦查具有不易为犯罪分子察觉，通过渗透到犯罪分子或犯罪团伙中，或者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可以了解其犯罪活动过程，获得犯罪线索和证据，具有一般侦查措施不具有的特点，能够更有效地打击犯罪。可是秘密侦查在实践的过程中，却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秘密侦查的广泛运用对公民的隐私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秘密侦查在运用的过程中，能够知悉犯罪嫌疑人的各种隐私，尤其是技术侦查存在极大被滥用的可能性，使人们的个人生活隐私得不到保障。秘密侦查中获得的证据没有明确的证据资格，难以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目前，大多数国家对秘密侦查获取的证据合法化已给予肯定，而我国法律体系中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只是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关于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体现了我国秘密侦查的立法滞后性。秘密侦查措施的实施容易产生权力滥用。我国秘密侦查措施的实施程序一般都是侦查机关内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规定，并没有以法律的形式公开化，没有得到有关机关和民众的公认。对于其实施是否合法合规也是由侦查机关内部进行监督，属于自侦自监，没有司法机关审查批准，易导致暗箱操作。对于在秘密侦查中所收集到的证据，还要通过转化为可公开使用的形式方可使用。这样的转化环节，其实是司法资源的浪费，降低侦查破案的效率，与运用秘密侦查的目的不符。我国的秘密侦查在立法方面，只在《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和《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中做了简单的授权性规定。对于秘密侦查实施的手段、范围、条件，实施过程中应该遵循的程序规则，如果不以法律文本的形式公开明朗化，当事人的权利就得不到保障，司法救济方面的问题更是无从提起，这无疑是不利于我国法治化进程的。针对以上秘密侦查所产生的问题，笔者认为，将秘密侦查法治化有它的现实必要性。其中包括:公民的隐私权可以得到保障，对于被侵犯的权利可以得到司法救济；通过明确秘密侦查搜集证据的资格，可以减轻办案人员的工作量，节约司法资源，提高侦办案件的效率；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定，可以防止有关人员的权力滥用，“暗箱操作”，王传道教授就明确指出:“为防止秘密侦查之泛化和滥用，法律应明确秘密侦查手段只能在立案之后的侦查阶段使用，并严格限定其使用范围和完善监督机制”；将秘密侦查进行法律规制，不仅是国内的急切需求，同时也是一种国际化趋势，可以促进我国法治化进程。二．秘密侦查的概念和种类所谓秘密侦查，是指侦查机关在侦查案件的过程中，因利用常规的侦查手段难于开展侦查工作，对寻找、收集犯罪线索和证据成效不大，甚至毫无突破，而经过侦查机关负责人决定，进行的一项不为侦查人员以外的人所知的方式进行犯罪证据收集，揭露犯罪事实，揭发犯罪人的一项侦查手段。秘密侦查可分为内线侦查和外线侦查。内线侦查包括是侦查机关侦查人员或受雇人员隐瞒其真实身份，深入到有组织犯罪或共同犯罪集团内部，贴靠特定的犯罪嫌疑人，以查清犯罪内幕或收集犯罪情报和证据的一种侦查模式。依实施主体不同，可分为卧底侦查（派遣类秘密侦查员，主体为侦查人员）和特情侦查（线人侦查，主体为侦查人员领导下的刑事特情）。相对内线侦查，外线侦查是侦查人员以掌握侦查对象的外部活动情况和获取犯罪证据为目的，对侦查对象直接观察、监视、控制的一种侦查手段。主要有跟踪盯梢、守候监视、秘拍秘录等。三．秘密侦查实施的适用条件和程序借鉴国外有关秘密侦查措施的实施标准，笔者做了以下思考和总结，实施秘密侦查措施的适用条件：1.适用于特、重大犯罪案件，即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组织犯罪、具有恶劣性质的犯罪团伙或犯罪集团涉及的犯罪案件(如黑社会组织犯罪)、毒品犯罪、涉及枪支的犯罪、走私犯罪、故意杀人、绑架、抢劫、敲诈勒索、行贿受贿等严重犯罪（秘密侦查不能用于党务和国家机关内部，不能用于民间纠纷和个人恩怨）；必须是已采用了常规侦查措施，确认无效，认为唯有尝试秘密侦查才可奏效的；实施秘密侦查前，必须有一定线索证明其涉及犯罪，可以收集到犯罪证据，并且可能导致侦查对象的定罪。秘密侦查的实施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