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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胜中 未曾远去的“上世纪” 　　由“觅魂”、“再见”、“实验”、“新篇”四个篇章组成的“上世纪――吕胜中个展”回顾性地展现了艺术家三十载的创作历程。在此次个展中，艺术家将“上世纪”作为新阶段的创作总结与话语起点，将其创作中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回溯至特定历史时期，继而展开“重新言说的现在与未来叙事”。 　　吕胜中对民间艺术的探索可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多次深入民间的采风经历，不仅使艺术家形成了自身的艺术观，更是奠定了自身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在今日美术馆三层展出的作品《生命?瞬间与永恒》即是吕胜中根据自己在1987年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时创作作品的修订再作。原作中布满了形形色色的民间艺术形象，以符号化的图像集中展示了洋溢着勃勃生机的民间艺术形象。在此基础上重新绘制的作品则展现了艺术家在一个全新维度上对生命主题的再次表达。 　　1988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吕胜中剪纸艺术展》可视作是吕胜中个人艺术作品的首次公开亮相，展览获得了超出艺术家意料之外的热烈反响，也确立了剪纸这一形式在其早期艺术创作中的标志性意义。其中展出的剪纸装置作品《彳亍》呈现了一个平面的迷宫图式，曲折的道路上布满了疏密不均的脚印，仿佛象征着每一个个体在人生路途上所必经的踟蹰迷茫、盘旋周折。此次在今日美术馆一层展厅的西侧重新展示了这件新制的旧作，再现了艺术家通过大型剪纸装置这一现代媒介形式语言传达自身对民间文化体验之后的反思与转译。《彳亍》与《生命?瞬间与永恒》两件始于近三十年前的旧作共同构成了此次个展的第一个篇章――“觅魂”。 　　展览第二个篇章“再见”则以“小红人”这一形象的剪纸作品展开。作为吕胜中一个时期以来艺术创作中代表符号的“小红人”，在民间有着趋吉避凶的含义。艺术家曾谈到，最初剪“小红人”的经历源自1985年去大西北采风。“‘小红人’的造型本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这种正面对称、张开四肢、顶天立地的造型样式，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的民族的早期文化中都曾出现，这是人类肯定自我的最朴素的描绘，是人类最早的自画像，反映出文化童年时期的共性。”艺术家曾这样写道，“……我不可能图谋在今日世界有效地重演传统的巫术，而是通过剪刀对纸的分割过程，去否定魂不附体的病态世界和畸形历史，去演示正反相成、阴阳相合的纯朴与完美，提醒流离失所的现代灵魂及时如愿地归位――这个问题会令人觉得既深刻又浅显，但那时，我认为必须为此而做出自己的努力。” 　　在美术馆三层展出的《大平安》及由布满展厅墙壁的厚厚的红色剪纸构成的《人墙》即是以“小红人”这一基本形象元素进行塑造的作品。创作于2000年的作品《大平安》以剪纸这种语言媒介所具有的正负相生的特点诠释了传统文化中的阴阳生命观念。而从旧作《招魂堂》、《人墙》、《降吉祥》中提取视角元素构成的新作《人墙》则通过整个空间场域进行展示，墙体上不计其数的“小红人”仿佛是万千世界中每一个个体的缩影。 　　除却从民间艺术中寻找灵感，面对横跨时空的文化与个体、公共交流的语言障碍、局限与可能等问题，吕胜中通过不同媒介形式，结合自身的真实经历在图形与文字之间亦展开了一系列的创作实践。在美术馆三四层展厅展出的《心情备忘录》、《对画/话》、《空书?辞海》、《山水书房》、《地方天圆》等作品即是艺术家此类创作的代表。 　　《山水书房》是吕胜中2003年为参加第五十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而创作的装置作品。艺术家营造了一个古香古色的传统书房作为空间语境。放置于书架上的书籍均被包上书皮，所有书脊部分的图像共同构成了一幅五代时期董源创作的《夏景山口待渡图》。当观者走近书架，随意从架上抽取一本图书时，便带出了山水画的一个局部，而再次将书放回书架时可能已不再是原处。艺术家似是以这样的方式象征着近代以来传统文化在遭受一次次冲击后所呈现出的面目全非。 　　文字的产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文字也有可能造成思想的桎梏、认知的局限。《空书?辞海》的创作念头源自“无字真经”的故事。艺术家在阐述此作时曾表述：“文字有益，文字也会把我们套牢，甚至在创造文字之初，人们就意识到了潜在的恐怖……而‘空’是陕北的剪纸老婆婆说的――她沉浸于剪纸中的状态让我感到万籁俱寂，便问她在想什么，她过了好久告诉我：什么都不想，心里面空空儿的。”空书以辞海为媒介，版心被裁成相互连接的纸条，仿佛瀑布一般从高悬的书中倾泻而下，“流淌”在地面之上。 　　本次展览在通过旧作回顾艺术家创作脉络的同时，亦展出两件新作，它们被安置于二层主厅宽敞的空间中，代表着展览的第四个篇章“新篇”。其一即是巨幅写实油画作品《大公鸡》。这件作品是艺术家在年画家杨馥如旧作的构图基础上进行的时代语境下的重新创作。年画中的大公鸡形象是艺术家童年记忆中的重要文化符号，画作背景中欣欣向荣的乡间景象曾是其童年时期脑海中理想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