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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身份的民族 　　李从国相信老辈人的解释：腕上三寸处，那圈浅浅的印痕，是当年穿青人被汉人掳骗捆绑所致。李从国当过官，如今经商下海，事业颇顺却为身份所苦。他的身份证民族一栏标记为苗族，但他总要向人摆手解释：“我不是苗族，我是穿青人，穿青人第一个博士。” 　　以前，对方追问“穿青人是什么”时，李从国会毫不犹豫地撸起袖子，展示臂上勒痕，如今身体发福，“勒痕”不再明显。 　　在大陆官方民族统计中，穿青人被认作汉族，不在56个民族之列。多数穿青人对此并不认同。在民族学界，穿青人这个族群被称为“已识别待定民族”。 　　据大陆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穿青人主要分布在贵州省西北部的毕节、安顺及六盘水市等地；贵州省内穿青人口约67万，占全省人口1.7%，以织金和纳雍两县最多，分别为23万和22.5万，与其他民族处于大杂居小聚居。 　　被识别成汉人 　　出生在黔西小县织金的张成坤，虽年逾古稀，仍记得幼年时，堂屋中的五显神坛总是格外庄重，梳三把头的祖母告诉他，这是穿青人的神。稍大一点，他目睹镇上族人常与汉人打架，大家管汉人叫“穿蓝的”。在穿青与穿蓝的恩仇往复中，幼年的张成坤对身份有了最初概念。 　　在穿青人看来，自己族群的历史记载可追溯到宋元，那时贵州已有了“土人”记载，而“土人”便是“穿青人”前身，其渊源可追自古代“五溪蛮”。 　　明清时期，大批汉族移民群体到来，“十人”有了被了解机会。当时，人们称穿青人为“里民子”、“仲家”等。“穿青”名号也见于明初，本是他称，有别于“穿蓝的”汉人，随着青蓝矛盾，逐渐成为本族自称。 　　在张成坤记忆中，青蓝矛盾直到中共政权成立后才逐渐终结。1950年元月8日，织金和平解放，两年后土改，数百年的民族矛盾始让位于阶级斗争。 　　中共当时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实现民族平等的基础。故在土改户籍登记中，设立民族统计一栏。穿青人名号由是才被国家中枢知晓。 　　1953年，大陆第一次人口普查，民族识别工作也随即展开。对贵州穿青人的识别工作始于1955年，由中央民族学院院长、社会学家费孝通领衔。 　　当地参与者回忆，费孝通一行的工作保密进行，当时对内称“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对外叫“贵州省山区生产改造工作队”。时任织金县民委副主任的彭旭初等人，曾全程陪同费孝通考察。但考察结束后，彭才得知调查内容及目的。 　　民族调查工作从1955年3月25日在贵阳开会起，总共持续53天。最后，费孝通等人撰写的《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分调查报告》的结论是：“穿青是汉人，而不是少数民族。” 　　报告引起穿青人强烈不满，贵州省民委表示，该报告只是学术报告，非最后结论，并示意他们不要公开传播，汇报仅止于县委政府领导即可，穿青人的民族成分，最终要靠穿青人自决。 　　反对费孝通等人调查结论的彭旭初等人，因坚持穿青人为独立少数民族，到了1957年“反右”变成了“右派”，“罪名”是“想把穿青人列为少数民族，成立自治县，当县长”。 　　今天，穿青人虽还保留少数民族待遇，但其少数民族特殊照顾政策，到80年代初只剩下考学加分照顾。在族称方面，原先多自称“青族”，也逐渐变为“穿青人”，称人不称族，渐成省内传统。 　　自己识别自己 　　在第一次民族识别近30年后，已成为织金县宣传部长的张成坤忽然感到，春天来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民族工作思路彻底扭转，诸多自认为识别不充分或未识别民族的人群，开始要求重新识别。 　　1979年11月，国家民委下发《关于抓紧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国开展民族识别工作。次年12月，贵州民族识别调查工作开始。 　　由于民族识别调查工作量大，人手不足，鉴于靠国家民委和省民委派人解决并不现实，时任贵州省委副书记苗春亭提出“有民族识别工作任务的地、州、市、县要组织力量，自己识别自己”。 　　贵州定下“自己识别自己”的方针后，苗春亭指示，本次民族识别工作不过多纠缠族源问题，要把“民族意愿”作为客观存在调研，当做一件“极重要的事情”。 　　张成坤由此进入驻织金县的穿青识别组。为走访和收集材料，1982年工作组曾远赴湖北、江西等地考察，对照家谱。在江西五地九县走访后，张成坤他们发现，与民间传说不同，穿青八大姓家谱竟无一个姓氏能在当地对上号，江西地方史志也未发现江西移民填贵州的记载。语言与民俗上亦无相似处。 　　此次民族调查中，有人发现穿青人某些特征跟布依族很像，曾建议穿青人认同至布依族，但被穿青组其他同事拒绝。寻求成为单一民族，是当时穿青人的愿望。 　　张发坤等人这次调查结论，同第一次费孝通等的结论背道而驰。他们还发现，穿青人与贵州一些少数民族族谱中来自江两的记载，实为刻意篡改和附会，因为当时乾隆时期禁止少数民族参加科考，为获考籍，穿青人才纷纷编纂家谱，将身份附会为江西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