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清戏曲作品中才子形象成因.docVIP

浅谈明清戏曲作品中才子形象成因 　　摘 要：明清戏曲作品中才子形象的塑造呈现出了三大特点：女性化、才学的极度夸张和痴情。这些特点的出现与中国美学传统和作者的创作心态密不可分的，同时也受当时才子佳人小说和观众的审美口味的影响。 　　关键词：明清戏曲；才子形象；女性化 　　明清戏曲作品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出现大量爱情戏，这些爱情戏经过长时间发展并受同时期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可以概括为：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金榜题名大团圆。这些作品中的男主角“才子”和女主角“佳人”的形象都比较固定，也较多雷同，因而常被人贬为“千人一面”“千人一腔”。在才子佳人爱情剧这种超稳定的结构模式中，才子形象为什么会如此雷同，剧作家们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塑造出这样的才子，才子形象的成因又到底是什么？ 　　明清戏曲中的才子一般恃才自傲，愤世嫉俗，有女性般柔美的容貌，对爱情一往情深，他们爱慕的对象是佳人（佳人多是大家闺秀，也有小家碧玉以及色艺超群的名妓）。最终才子获得功名，与意中人喜结连理。《西厢记》中的张生可以看作是第一位这样的才子。他文采飘逸，在普救寺与宰相之女莺莺一见钟情，为之神魂颠倒。但当时莺莺已经许配给了门当户对的郑恒，张生一介布衣，想与莺莺结百年之好，谈何容易。经历了种种波折，张生终于与莺莺结合。后来张生考中状元，得了官职，风光体面地娶走了莺莺。《西厢记》之后，涌现出数量庞大的张生式才子，牢牢占据了明清戏曲舞台，如《玉簪记》中的潘必正、《锦笺记》中的梅玉、《牡丹亭》中的柳梦梅、《燕子笺》中的霍都梁、《慎鸾交》中的华秀等等，不一而足。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男性形象的品评就成了上流社会的一种风尚。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专辟《容止》一章，评价士族中美男子的风貌，其中最有名的是“妙有姿容，好神情”的潘岳和“风神秀异”的卫?d。其他如“美姿容，面至白”[1] 的尚书何晏，如“玉山上行，光辉照人”的裴叔则，被山涛称为“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的嵇康，被王羲之赞为“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的杜弘治等也为人津津乐道。他们的美，并不是那种伟岸魁梧、器宇轩昂的男性之美，而是面白、姿秀、貌丽、性柔的女性之美。《世说新语?容止篇》常用“玉人”或“璧人”来形容男性之美，这种文弱清秀的美，已作为男子之美的典型得到了世俗的认同，所以在描写才子的容貌、体态时，明清的剧作家们总爱翻来覆去地将才子之貌和这些大名鼎鼎的美男子相提并论。 　　才子们不仅容貌有女性化的特征，行事也不像前代剧作中的男子汉那样果敢豪爽，他们在关键时刻常常表现得十分懦弱。《投桃记》写扬州知府之子潘用中与兵部侍郎之女黄舜华以胡桃定情，私订终身。不料国舅谢瑞欲以权势强娶舜华，当潘得知谢国舅向黄家求亲后，自觉与小姐的婚姻无望，顿时病倒。小姐托人给他带来了一缕青丝，以表白自己的心迹，潘用中虽深受感动，但也只是想：“只恐（小姐）难违亲命，教卑人如何放怀？”[2] 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一心求死，以此来报答小姐的深情。最后如果不是皇帝明察秋毫，圣旨赐婚，潘黄二人只能是悲剧结局了。《西楼记》中的男主人公，御史之子于鹃爱上妓女穆素徽，为其父所不容，于父逼迫素徽迁走，害得素徽落入歹人之手。于鹃虽然万分悲伤，却不敢在父亲面前为无辜的素徽辩解半句，更不敢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只能“面皮担惭愧，骨髓中害相思”，被这刻骨相思折磨得奄奄一息，只求速死：“想念西楼娇倩，生死相期，一朝打散如浪萍，几句楚江情，分明唱渭城。”[1] 　　一般情况下，才子们在和佳人缔结婚姻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许多挑战。但才子们总有好运气，或有侠客相助（如《西楼记》），或有皇上赐婚（如《投桃记》），最后总有圆满结局。这些作品中只有外力的帮助，却没有才子自己的努力，不能不说是一个最大的遗憾。 　　在这些才子佳人剧中，才子的才被无限夸大。他们虽弱不禁风，性格软弱，甚至还常常在经济上处于困境，但他们无与匹敌的才华却能为他们今后的幸福提供足够的保障，这也是佳人们对潦倒的才子青眼相加的主要原因。佳人抱着“想皇天既与他十分才，也注定还他一分禄，包的个上青云平步取”[3] 的心态，倾力帮助才子，指望有朝一日能“封妻荫子”。如若不是这样，哪会有“谁家美女颜如玉，彩球偏爱掷寒儒”的事。 　　才子的才被夸大与中国人长期以来对才子的认识也是有关的。一提起“才子”，中国人可能首先在脑海里浮现的是那些在历史上得到大家公认的才子形象，如司马相如、嵇康、曹植、李白、王勃、骆宾王、杜牧、苏轼、唐伯虎、徐渭等人，他们行为洒脱、才华横溢，关于他们的传说如曹植五步成诗、李白斗酒诗百篇、王勃一挥而就写成《滕王阁序》、骆宾王5岁能诗等等，让人耳熟能详。这些传说本身有夸大甚至神化的成分，但才子的形象也由此在人们心中得以确立，剧作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