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docVIP

论社会调查与研究 内容提要： 历史作为一个社会的发展文献记载，它的真实可靠性是可以由社会调查来证实的，这里详细说明了对历史社会调查的由来和各种方法成果。 关键词： 调查 历史 研究 调查是指对一件事或事物等等的追根揪底，了解真相的一种方法。　　中国传统史学是以政治史作为研究主线的，所以史学家们对于官修的所谓“正史”十分迷信。本世纪初以来，受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一部分思想敏锐的史学家开始注意到从“正史”之外搜集史料的重要性。其中著名的有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即在重视“正史”等文献资料的同时，应当重视运用地下考古发掘的新资料。然而一直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们对于“正史”之外的各种私家笔记以及地方志资料的运用，依然是小心翼翼，甚至心怀疑虑。少数比较保守的史学家，坚持认为私家笔记和地方志，或挟私嫌，或囿地域，不足为据。 　　本世纪毕竟是一个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的时代，随着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逐渐介绍引进，中国的史学研究也逐渐从传统的政治史、道德史的单线研究，向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拓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引进，大大地改变了中国史学家们的研究模式。其中，经济史、生产关系史、社会结构史等领域的研究，正以崭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思维开拓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在中国的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个史学更新的时代里，以往官方“正史”典籍中的历史资料，也就越来越不能适应新时代史学研究的学术要求。一方面，以往官方典籍中的记载基本上是以帝王将相为记载核心的，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中国帝王将相的家谱史，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于文化、史学等方面所拥有的强势垄断，官方典籍中的历史记载，不能不带有一定程度的立场错位和价值取向的偏颇。这样的历史典籍，自然也不可能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尤其是这种文化、史学的强势垄断和价值偏颇，延续了二千余年，形成了理所当然的传统，更需要新一代的史学家们在扬弃传统的基础上，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建构新的史料基础。三、四十年代傅衣凌诸位先生把社会调查资料引进历史学研究的学术尝试，虽然在当时还未能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应，但其研究成果“很快被介绍到日本，成为战后日本史学界重建中国史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而后又由日本学者的媒介，传播到美国，成为美国五、六十年代新汉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日、美汉学界被尊为一代大师，享有很高的声誉，不是偶然的。”解放以后，虽然说中国的史学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但是由于受到现实政治的干预，史学研究仍然不能摆脱“政治史学”的羁绊，而傅衣凌先生等少数学者能够坚持社会经济史的实证研究，发掘包括社会调查资料在内的多方面的史料来源，就更显得难能可贵。因此到了七、八十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的社会科学与国际上的交流日益加强，各种流派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重新涌入中国。中国的学者们认识到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与国际学术接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的结合，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日益重视，就在于它能够“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这从理论上说，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研究方法，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强调的这些核心问题，显然需要社会调查这种“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研究方法来加以认真的印证，而仅仅依靠“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官方“正史”资料，是远远不够的。 　　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理论和方法论的不断翻新，作为“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手段之一——社会调查，也完全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相适应。举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国家体制“大传统”与民间社会“小传统”的理论为例，我们不能不赞同这样的解说：观看民间的文化形式虽不能从中得到现成的启示，但它却能够给予我们“野史”般的冲击。民间仪式当然不具备文本的定制，因而我们只能费尽苦心方能从中“读到”书籍所代表的“大传统”、“雅文化”所能轻易提供的思路。然而，……文本只能给予我们了解思想史的素材，而作为 “隐秘的文本”的仪式，却是活着的“社会文本”，它提供我们了解、参与社会实践的“引论”。国家体制“大传统”给我们留下的“文本”资料，远不能反映社会的全息和文化的全貌，其中最大的空缺就是社会下层民众的动向。历史学家需要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从民间社会的点点碎影中补充这历史的残缺，从社会下层发掘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中国的政治文化道德伦理固然对民间行为、社会经济等方面有着居高临下的规范作用，但是民间社会经济、下层社会风气的变化，同样可以影响统治者、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以及道德伦理等方面的思考和调适。这也是我们强调通过社会调查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