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整理】列宁去世后苏联领导层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争论和影响.docVIP

列宁去世后苏联领导层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争论和影响 前言 列宁去世后，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这是一场决定苏联历史发展进程的一场理论论争。其实就苏联共产党最高决策层而言，出现这种分歧和斗争并不奇怪，列宁的去世给苏共带来许多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挑战和难题，政治真空需要人来填补，理论与实践上的难题也需要有人去继承、发展和继承。因为在俄国这样的国家，历史传统似乎就是谁登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谁就能掌握绝对的真理，谁就能解释一切，谁也就成为了理论的合法的继承人，他就成为政治的最高领袖。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同样没有摆脱这一沉淀的历史积淀，在以后的发展中也同样没有摆脱这一历史阴影。苏联在政治保持着过度集权的体制,各级、各种机构的干部是党的组织部门层层任命的,党的权力的重心从代表大会逐步向斯大林领导的书记处转移,国家的权力从地方向中央转移,从苏维埃向党的机关转移。在理论的层面上，争论首先在由谁来阐释列宁的学说以及怎样阐释列宁的学说这一问题上表现了出来，随后，各方又就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以及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问题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更深层的东西:什么是社会主义?单独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里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并非无足轻重的问题是:谁拥有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解释权?到20年代末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已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 1.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1.1托洛茨基的方案 从不断革命的立场出发，强调限制和消灭私有经济，从根本上否定新经济政策所确定的社会发展道路，是托洛茨基等“左”倾反对派的理论和政策基础。在新经济政策的探索逐步深化之后，当新经济政策已明显地由一种策略手段发展为一种社会发展战略的时候，托洛茨基等“左”倾反对派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没有继续前进。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谈论新经济政策的消极后果，他们把新经济政策时期成长起来的较富裕的农民等同于富农，提出要在农村展开一场新的阶级斗争，进行所谓的“第三次革命”。 强调发展国营工业和超高速实现工业化，是托洛茨基等“左”倾反对派的一个重要思想。托洛茨基等人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一切以工业为中心，严格服从国营工业的利益，实行所谓的“工业专政”。 他们认为，只有当工业化的发展速度不是落后于整个经济运动，而是带动其他经济部门，并不断地使国家的技术水平更加接近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时，向社会主义发展才有保障。为了得到这个保障，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个无论对无产阶级还是对农民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目标。只有在工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的情况下，才能使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使农民得到廉价的工业品。 从不断革命论出发到所谓“第三次革命”论，从新经济政策实施前夕提出所谓的“把螺丝拧紧”、“整刷工会”的劳动军事化主张到超工业化理论的提出，无一不反映出托洛茨基思想中的军事化、行政化思维的强大惯性。列宁曾经这样提醒他的战友们说:“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适用革命的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要是真正的革命者失去清醒的头脑，异想天开地以为‘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活动领域都一定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完成一切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毁灭”。 这种思维模式对于建设事业是有害的，它往往不能对社会的当前发展阶段、当前的现实作出客观实际的分析，它往往急于跨越当前的状态而进到理想的社会中去，它往往借用一种极为简单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粗暴的手段去处理所面临的复杂的建设问题。正所谓欲速则不达，这一方案如果付诸实施，就正像后来斯大林的准托洛茨基方案实践所证明的那样，它也会造成社会的畸型发展，留下很大的后遗症。 1.2布哈林方案 在党内深入研究、宣传新经济政策的是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少数人。但是，在那个全党和全社会文化水平较低、崇尚激情的狂热年代，他们的科学理论往往不被人理解，反而会被作为“右倾”遭到指责、批判。在二十年代党内争论中，争论双方常常引以为据的理论是马克思经典理论和列宁新经济政策以前的思想。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的观念占有支配地位。在如何加快发展问题上，布哈林侧重于利用经济规律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兼顾生产和人民生活两方面，使人民自愿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他认为用新经济政策是可以获得快速发展的。布哈林提出了关于“乌龟速度”的名言:“我们不会由于国内的阶级差距和我们的技术落后而灭亡，甚至在低下的技术基础上我们也能够建设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