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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赐茶 本文由中国茶叶网（）整理编辑 赐物，历来是中央集权的皇帝所使用的恩威并施统治手法中恩之一极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中期以后，茶叶进入了赐物的行列。就像贡茶之风一样，赐茶在唐也蔚然成习。据《蔡宽夫诗话》，唐茶惟湖州紫笋入贡，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对大臣、将士有岁时之赐和不时之赐，谢赐茶之文在在可见，如《全唐文》卷418常衮《谢进橙子赐茶表》、《社日谢赐羊酒海味及茶等状》，卷444韩翃《为田神玉谢茶表》，卷531武元衡《谢赐新火及新茶表》，卷571柳宗元《为武中丞谢赐新茶表》，卷602刘禹锡《代武中丞谢赐新茶第一表》、《代武中丞谢赐新茶第二表》，卷668白居易《谢恩赐茶果等状》，卷750杜牧《又谢赐茶酒状》，等等。从如此较为众多的谢赐茶文中可知，当时所用之赐茶大抵皆来自贡茶。 至五代时，赐茶渐成制度。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三月三壬辰，中书奏，今后群臣内有乞假瓢省者，请量赐茶药。从之。五月四日度支奏:准敕中书门下奏，朝臣时有乞假觐省者，欲量赐茶药，奉敕宜依者，……各令据官品等第指挥。文班:左右常待、谏议，……宜各赐蜀茶三斤;起居、拾遗……各赐蜀茶二斤、蜡面茶二斤;国子博士……宜各赐蜀茶二斤、蜡面茶一斤。武班:左右诸卫上将军，宜各赐蜀茶三斤、蜡面茶二斤。后晋高祖天福五年(940)三月壬申，诏朝臣觐省父母，依天成例，颁赐茶药。 颁赐贡茶渐成制度，不仅使得贡茶不再是养在深宫人不识的娇贵之物，在茶文化史中它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就是使茶借助赐茶之机缘得以提升其文化价值从而进入精神文化领域。 茶之为用，最初是作为药的，进入饮食行列之初，因其苦涩之味被人们视为节俭朴素的象征，但不喜饮茶的人则讥之为水厄。茶进入赐物后，文大士大夫们从成为赐物的茶中，提炼出了较之节俭朴素更为高雅的品味与意蕴，如顾况将上达于天子、下被于幽人，赐名臣留上客的茶，视为出恒品，先众珍，君门九重，圣寿万春的高贵物品。 陆羽《茶经》正好在此前后时间写成，将普通茶饮的物质品性，与士人的人生意趣、精神追求及价值判断等因素两相配合起来，所谓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检德之人吻。同时代的一批文人士大夫，对茶之清幽特性与士人品性、茶之于释道等茶之于文化的诸方而面特性，也产生了共同或接近的群体认知，使茶的文化性在社会心理领域有了较为明确的定位，完成了它的初步文化化-亦即文人化的过程。 赐茶在宋代更盛于唐代，在政府部门中已有常设的执掌赐茶的机构，如茶库，内茶纸库，内茶炭库等。都茶房是茶库旧二库咸平六年合为一，加‘都字者，、掌受江浙荆湖片散茶、建剑腊面茶，给翰林诸司内外月傣、军食;内茶纸库掌供御龙凤细茶及纸墨之物，内茶炭库掌供宫城及诸宫宿卫诸班、诸直军士兵卒茶炭、席荐之物。而茶库的职责之一还有负责供给赏赐用茶，受赐茶者颇众，遍及大臣、将士、僧道、庶民和四裔。 宋代赐大臣的贡茶： 宋代贡茶按质地、铐式、纲次不同而有高下品第，在官僚系统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宋代，对大臣的贡茶之赐也经常要按受赐者的官位高下，赐给等第不同的茶叶。这种习俗也是从宋太宗规模龙凤之后开始的，其为龙凤茶规取像类，以别庶饮本身就使得各种铐式的茶叶自然而然地显示出等级高下之分。所以从太宗朝开始，龙茶……赐执政、亲王、长主，余皇族、学士、将帅皆得凤茶，舍人、近臣赐京铤、的乳，而白乳赐馆阁。 贡茶在北宋仁宗以后新款迭出，由于北宋多数皇帝与皇族对贡茶都有特别喜好，所以在每款上品贡茶最初出现的年份里，虽宰辅大臣，亦未尝轻易辄赐。这样，物以稀为贵，一旦赐予，受赐之臣无不如获至宝，备感恩渥荣宠。爱惜不尝惟恐尽，除将供养白头亲，吸之始觉君恩重，休作寻常一等夸。此情此景，欧阳修在其《龙茶录后序》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茶为物之至精，而小团又其精者，录序所谓上品龙茶者是也。盖自君漠始造而岁贡焉，仁宗尤所珍惜，虽辅相之臣，未尝辄赐。惟南郊大礼，致斋之夕，中书、枢密院各四人共赐一饼。宫人剪金为龙凤花草贴其上，两府八家分割以归，不敢碾试，但家藏以为宝。时有佳客，出而传玩尔。 至嘉祐七年，亲享明堂，致斋夕，始人赐一饼。余亦恭预，至今藏之。余自以谏官，供奉仗内，至登二府，二十余年，才一获赐。而丹成龙驾，看氏鼎莫及。每一捧玩，清血交零而已。 小龙团创制、进贡于蔡襄庆历末任福建转运使时，仁宗庆历后的南郊大礼只有皇祐五年(1053)一次，在小团初贡不久，当时小龙小风岁造各三十斤，厅十饼，共各三百饼，故所赐殊少，中书、枢密两府八家各只得四分之一饼。 季秋大享明堂，是宋代最大的吉礼之一，始议于真宗，始行于仁宗皇祐二年，此后一般三年一行。行此礼后，一般都要御宣德门肆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