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身性与“曼海姆悖论“供参习.doc

反身性与“曼海姆悖论”（肖瑛） | [] [] 　　“反身性”的基本含义是“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从哲学发生的角度看，这种“自我指涉”又表现为自我反驳(self-refutation)即悖论(paradox)，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即理性的张扬，以及诠释学循环(hermeneutic circle)，即在人的各种活动中不同主体、对象之间的相互诠释和建构（肖瑛，2004）。反身性的这三个面相之间具有相互反动的性质：悖论与自我反思对立；诠释学循环一方面使诠释成为可能（方法论诠释学），另一方面却消解了启蒙理性所建构的主客对立的二元论（哲学诠释学），因此也与自我反思对立；反过来，自我反思作为一种理性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克服悖论和诠释学循环为目的的。这样，在反身性的多元内涵之间就构成一对紧张关系：反思与自反。在人类理性活动中，这种紧张关系始终贯穿其中，不仅形塑了“思辨的张力”（邓晓芒，1993），也铸就了行动的困境。在社会学中，近年来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兴起，“反身性”开始结束其潜伏状态而出现在学术前台，成为SSK学者自我维护、自我发展甚至相互攻讦的重要武器。但是，SSK的相对主义性质及其所面临的“自反”之痛，并不始自它本身，而可以追溯到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揭示曼海姆社会学思想中“反思与自反”之间的张力关系，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SSK的困境和进一步探讨曼海姆所期待的新社会学认识论的可能性。 一、曼海姆与“曼海姆悖论”　　从发生学角度看，欧洲的知识社会学有两大基本传统：一种是以涂尔干为代表的法国实证主义传统，一种是以曼海姆为领袖的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前者对人的认识能力抱持乐观的理性主义信念，相信社会世界虽然色彩纷呈但其背后必定隐藏着整个世界同此一理的普遍理性，即使分类和知识最初是“根据社会所提供的模式组织起来的”（涂尔干、莫斯，2000:34），但在其发展中还是“逐渐地……脱离了社会的限制。科学思想就是这一发展的结果，故而其结论比较而言不直接受社会因素的影响”（马尔凯，2001:7）；在方法论上它效法近代自然科学，要求取坚决的决定论方法，研究者应想象着站在对象外部来研究对象（涂尔干，1995；霍利斯，2000）。涂尔干传统的上述认识论和方法论预设使其理论在逻辑上保证了自恰性，因而从未遭遇过任何显性的逻辑困境。曼海姆传统的命运则完全相反，他对理性主义社会学的批判却使自己陷入了格尔兹所谓的“曼海姆悖论”。（注：格尔兹(1999:221-224)把知识社会学因坚持相对主义而造成的自身的悖论性存在称为“曼海姆悖论”。他指出，曼海姆一方面宣称所有的社会政治思想总是与思想者的现实生活境况密不可分，即宣告了所有社会思想的意识形态性，另一方面又把建构一种价值无涉的意识形态概念作为其全部学说的精要，形成了知识社会学的特有悖论形式。）　　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具有深刻的相对主义性质，它主张，对于人类历史上的文化产物和富有意义的事件，不能用科学认识论的那种去时间、静态化、去意义的方法来读解；相反，它们都处在特定的时空结构中，具有自身的独特意义，只有根据其发生的具体指涉框架(reference of frame)才能客观地把握之。这样，历史主义否定了超越时空的绝对真理的存在，将真理相对化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深深扎根于这种传统之中。他在标志着他从诠释学阶段进入具体的知识社会学建构阶段(Longhurst,1989:11-12)的《历史主义》中写道：“历史主义原则不仅（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组织着文化科学的研究，而且还渗透到日常思维之中。”(Mannheim,1952:84-85)曼海姆用历史主义来改造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命题，指出，“在认识到政治历史知识总是与某种生存模式和社会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后，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决定的作用……现实的每一层次都可能有其自身的知识形式”（曼海姆，2000:189），从而建构起历史主义的知识社会学，并把揭示“整个思想史中，某些思想观点怎样同某种形式的经验相联系，并且找出社会与思想的变化过程中两者密切的相互作用”作为知识社会学的基本任务（曼海姆，2000:82）。　　历史主义的知识社会学必然同样对传统真理观作相对化的改造，“真理的观点，也产生于在一个特定时期流行的获得知识的具体方式之中。因此，真理的概念并不是历经一切时代仍保持不变，而是卷入了历史机遇的过程之中”（曼海姆，2000:297）。但是，曼海姆并不承认他的相对真理观是许多批评者所说的相对主义，因为这样就违背了他把知识社会学作为“理解的工具”，作为“获取有关社会世界的真实知识”的基本途径，而非“质疑、削弱和贬低知识的方式”的初衷(Simonds,1978:30-32)。为此，他多次对相对主义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