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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介的身份识别看危机传播管理中传媒问责 ——兼论国家传媒在突发性危机 传播中的责任 报告人：刘琴 博士 中南民族大学广告与公关主讲教师 一、问题的缘起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三、研究的理论范式四、危机传播管理中的媒介责任五、国家传媒、商业传媒、公共传媒的内涵与角色分析六、国家传媒在突发性危机传播管理中的到位表现 一、问题的缘起 在发生公共危机的条件下，信息成为政府、传媒和公众共同关注的焦点，由于传媒对新闻事件高度的敏锐性，以及它对社会公众所具有的舆论优势，因此，传媒已经成为公共危机传播管理中的主体，它理所当然要在危机中承当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 因此，本论文注意到在公共危机传播管理中，对媒介身份存在的认识偏差，导致媒介无法正常履行其责任的研究盲点。对媒介身份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中国传媒市场应该是一个国家传媒、商业传媒与公共传媒共融的混合性市场结构，寄希望通过这种理论视点出发，厘清传媒应该在公共危机传播管理中的角色，从而为建立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作出有益的探索。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一直以来我们往往把媒介的身份与其承当的角色混淆，认为媒体所承担的这些角色包括政府喉舌、经营主体、全球媒介、社会公器、传播角色等。但是，角色并不等于身份。 这些媒体的基本角色和功能角色要求背后的具体物质现实基础和媒体自我认同的倾向（通过其行为表现出来），将决定媒体身份性质。就 “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这个概念来说角色要求的真实物质现实基础就是“其所是”；媒体的自我认同倾向就是认为它”是其所是的意识”，两者合一构成媒体身份。 其一，揭示问责媒介的必要性； 其二，希望通过媒介身份识别的角度解析传媒的责任厘定，着重探讨国家传媒在突发性危机传播管理中的责任力，揭示在中国现有的传播机制中，政府、媒介、公众的关系现实，希望突破以往研究的局限性。 三、本研究的理论范式 理论范式一：媒介依赖理论 解释了为什么媒介应该在危机传播管理中媒介问责。 理论范式二：组织理论范式 通过一种隐喻的方式把媒介看作具有集体自我意识和反思性的“行动者”，考察其构成、行动、身份形成和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四、危机传播管理中媒介问责 1、从危机传播的信息博弈中解读媒介问责 在发生公共危机中，信息成为组织 、媒介和公众共同关注的焦点，围绕着信息的控制与管理、信息的识别与筛选、信息的接受与传播，组织、媒介和公众之间形成一种博弈关系。 《黑龙江日报》、《吉林日报》、《北京青年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严重缺位 。 所以，中国媒介天生的政治依赖性，使它不能实现独立、公正与信息的完全开掘与释放。这种组织、媒介与公众之间的信息博弈消解了媒介作为化解危机的责任。 2、从危机管理成本的分摊上解读媒介问责 要减少自然危机损害让民众的认识跨越传统危机应对的思维惯性，要使危机管理的重心“前移”，让预防为主，准备在先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必须形成危机教育管理的理念。而这种危机教育的管理成本支出应该由媒介，特别是作为公共资源的国家传媒来承当。 3、从组织——媒介——公众的关系生态平衡中解读媒介问责 媒介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是处在政府、媒介、公众的关系生态中，西方学者秉承“天赋人权”的哲学逻辑，认为媒介作为社会组织有“天赋”，而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则是对立的，因而，在他们看来，媒介天生的责任就是监督政府。而在中国，政府、媒介、公众之间利益是同构的，认为政府的权利是民主赋予的，媒介监督民权，秉承的是社会学上称为“自然委托”的哲学理念。 中国是典型的政治主导性结构，媒介的身份差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取消与漠视，而以角色论代替了身份识别，因而，在危机事件中，媒介无法界定自身的市场定位导致另一场危机的爆发 。 五、国家传媒、商业传媒、公共传媒的内涵与角色分析 中国传媒市场必定是由国家传媒、商业传媒、公共传媒构成的互补与共生的和谐整体。 媒介的角色就是媒介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的功能作用，虽然国家传媒、商业传媒、公共传媒各具身份识别，但是它们的共性都是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彰显价值点， 所以，从媒介的信息传播载体的功能出发，三种传媒都需要在社会生活中承当共同的媒介角色，正如拉斯韦尔所提出的：监视社会、教育孵化、传承文化以及娱乐功能。 个性角色是媒介在承当共性化的传播功能之外，由于其身份内涵决定的自我个性。 从身份识别来看，国家传媒是国家形象的代言人，社会言论的主渠道，是为维护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