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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音乐与“文化研究”[1] ——从第39届国际传统音乐学会年会及中国第三届世界民族音乐学会年会谈起 摘 要：世界音乐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与发展潜在地反映了音乐学术研究中对于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梳理的某种内在要求，文化多元与价值相对的观念使得世界音乐进入音乐学术观察视野时带有其特定的学术背景与观察视角，领域与方法的开放性使其表现出当代文化研究的学术特点，由此产生的特定文化含义直接对长期浸染在中西音乐关系问题中的中国音乐学术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 世界音乐 音乐人类学 文化研究 一 笔者于2007年7月、9月分别参加了第39届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年会（维也纳）及中国第三届世界民族音乐学会年会（南京），颇有感触。两次会议虽然在规模上不可比，但在世界音乐研究的观念及学术发展方面仍反映出一定的内在联系。 2007年7月4日至11日，维也纳召开了第39届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世界年会，主办者为ICTM奥地利国家委员会、维也纳音乐与表演大学以及维也纳大学音乐学研究所、奥地利科学院国家音响档案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奥地利国家委员会。大会拟定如下议题：相关宇宙观的音乐和舞蹈、国家和地区的民族音乐学及民族舞蹈学传统、流行音乐和舞蹈以及新技术、音乐或舞蹈的传播、新的研究。来自近40个国家的400多名学者参会（其中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学者30余名），参会文章380余篇，内容除各国民族音乐研究之外，还涉及音乐与教育、科技、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心理、传播、考古、殖民、性别、移民等等多学科专题交叉领域，如《音频录音——一个个案研究：修纳姆必拉音乐的存档、分析和重建》[2]、《日本音乐家的散居：南加利福尼亚日本新移民的经历、角色及影响》[3]、《彩铃在信息时代的角色：一个前沿性研究》[4]、《乐器与殖民碰撞：英国牛津Pitt Rivers博物馆中的台湾原住民乐器》[5]、《20世纪葡萄牙的文化政策与流行音乐》[6]等等。虽然个案研究是参会论文的主要类型，但针对不同个案研究所涉及的理论思路与观念方法却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与整体性，即：并不过份强调个案中的形态研究（是什么），而是追究个案对象与其所在文化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什么）。 2007年9月22日至25日，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了中国世界民族音乐学会第三届年会，来自50余所高校及单位的近百名学者参会，提交论文40余篇。会长陈自明首先介绍了世界音乐在国内的学术发展及在大专院校课程开设情况，指出存在资料翻译、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问题，并提出学术领域内应合理分工、加强理论建设、建立世界民族音乐网站等对应方案。王耀华撰文《世界民族音乐课程教学体系的思考》从专题、地理、本体特征等方面对世界音乐课程教学内容体系进行了细致划分。杜亚雄《世界音乐教学应与母语音乐教育相结合》一文指出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导致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读解语境缺失的问题，认为应在以中国母语音乐为根本的基础上与世界音乐教学做到相互呼应。张伯瑜和赵琴分别介绍了中央音乐学院与欧美院校世界音乐课程的教学训练与实践活动。宋瑾的《中性化：后西方化时代的趋势——多元音乐文化新样态预测》一文提出“后西方化”、“中性化”和“中性人”的观念和概念，对未来处于中性化环境的“多元音乐文化”作出理论预测。管健华的《交往理性视野下的世界音乐教育》一文以“交往理性”理论为基础，提出在世界音乐的教学中，不能将其理解为简单的技术学习与审美问题，而应以尊重来自不同对象的文化解释来达到真正的人文交往。其它学者的发言主要围绕世界音乐的学术观念、教育体系、个案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就整体而言，会议表现出了积极、明确的引导意识，作为国内刚刚发展起来的学术领域，理论基础与实践条件的创造显然是重中之重，会议针对这两方面专门准备了相当数量、国外相关领域介绍的译文译著，以及各类音像课件系列展示，这为各地顺利展开世界音乐课程普及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除此之外，参会成员及参会论文议题的多元化也成为此次会议的亮点，参会成员除了来自专业院校与大学音乐院系外，还有的来自中学和幼儿园；而参会论文除了上面已经提及之外，还涉及到旅游资源、航空培训、学前教育等应用实践领域。如果通过进一步优化组合与引导，这将成为世界音乐学会在今后发展中的极大优势。 以上两次会议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相似性在于虽然两个学会使用了“传统音乐”和“民族音乐”两个“狭义”概念作为学会名称，但是其要求的学术内容与学术方法却是涵盖在多元的“广义”概念之下，这表明了两者学术宗旨的统一；差异性则在于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经历了相对完整的西方音乐学术观念变迁过程，有其稳定的“学统”，而中国世界民族音乐学会是诞生于在东西音乐文化碰撞、西方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