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刑事治理早期化之反对.docVIP

环境犯罪刑事治理早期化之反对来源：《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7期 作者：刘艳红 日期：2015年09月15日 浏览：791【内容提要】环境犯罪治理早期化是一条消解法益之路，它超越了我国刑法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风险刑法”所具有的反法治属性、对积极一般预防的过度依赖以及生态中心主义环境法益观的脱离现实，决定了以之为据的环境犯罪治理的早期化欠缺合理性。我国环境犯罪治理应坚守以侵害或者威胁人的生命身体等保护法益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法益观，以充分实现刑法的谦抑主义。我国刑法中的环境犯罪在刑事立法上基本恪守了刑法谦抑主义，有关司法解释等对惩处的早期化也表现出相当谨慎的立场。 【关键词】法益，环境犯罪，人类中心主义，刑法谦抑性 ? 　　 　　现行刑法以9个条文15个罪名对环境资源进行保护，其在类型上分为污染型环境犯罪和破坏型环境犯罪两种；其中污染环境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属于污染型环境犯罪，其他则属于破坏型环境犯罪。从刑法修改的角度来看，仅1997年至今，在严密刑事法网（包括罪和刑）的意义上，该部分直接变动的条文就达2/3，它们分别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以下简称：《修（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修（八）》），环境犯罪立法修订力度为国内外所罕见。虽然破坏型环境犯罪在严密刑事法网时基本坚守了以侵害或者危害环境法益的结果发生的立场，但是最新的修正案在降低污染环境罪（第338条）入罪门槛时已经打开了危险犯进入的通道，这预示着面对环境犯罪，刑事治理的早期化趋势已然显现。在“风险刑法”理论、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与生态环境理念等浪潮推动下，环境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和精神化观念正聚集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冲击着传统刑法的谦抑主义。 　　然而，“风险刑法”理论带有一定的反法治色彩，[1]并且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与生态环境理念都存在严重的弊端，因此，环境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和精神化无疑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实际上，尽管《修（八）》在污染环境罪的最新表述上采用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字样，但在立法说明中却探寻不出对环境犯罪治理早期化立场；同时2013年6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污染刑事解释》）在污染环境罪危险犯上所体现的谨慎态度，也说明环境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和精神化不是对现实的描述来的预期。相反地，环境犯罪的惩处宜在传统刑法框架下恪守谦抑主义。由此，我国刑法在惩处环境犯罪上的准确立场是应当早期化还是恪守谦抑主义，就成为了本文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 一、环境犯罪惩处的早期化会冲击刑法的谦抑性 　　毋庸置疑，近几十年来科技的飞速进步推动了社会的急剧发展，相应地，大陆法系成文法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刑事立法活跃化现象。例如，日本的立法早已打破了以往的“沉默”，刑事立法进入了活跃期，“刑罚积极主义”、“政治化”等是其醒目的标志。[2]对此，我国部分学者也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代表性的有张明楷教授[3]和黎宏教授[4]。不过，在我国活跃的刑事立法背景下对环境犯罪立法的相关变化，与其说是在入罪化的思维模式下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不如说是在入罪化的思维模式下对刑法谦抑主义的遵循。 　　（一）我国刑法在谦抑性上的表达 　　尽管我国刑事立法在犯罪化的道路上行进得卓有成效，但遵循刑法谦抑性，停止犯罪化的刑事立法，才是我国刑事法治的应然之路，[5]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是刑法谦抑性的直观表达。可以认为，刑法谦抑性的重要内容就是限缩犯罪圈，扩张犯罪圈的犯罪化以及作为犯罪化必要内容的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和精神化，会削弱刑法谦抑性，冲击“但书”条款。 　　追根溯源，恪守刑法谦抑主义绕不开里程碑式的“一厘事件”。所谓“一厘事件”，指受政府（专卖局）委托栽培烟草的被告人负有将生产的烟叶全部交给政府的义务，但他却随意吸食了其中一叶——按当时的价格值一厘钱，该事件被以违反烟草专卖法而起诉，但日本大审院否定了犯罪的成立。[6]审视“一厘事件”的背景不难发现，此时的日本刑法完全继受了德国古典犯罪论体系，该体系将构成要件设定为客观、描述性、价值中立的行为外部形象，而在违法性阶层仅以法定的违法性阻却事由为限。并且，此时刑事诉讼法上微害不起诉及缓起诉理论尚未成型，故司法实务中该类案件一般会进入审判程序。因此，对于进入了审判程序的该类案件，若依据古典犯罪论体系严格入罪，则会限刑法于苛严之泥潭，也会破坏刑法作为维持社会秩序之最后手段的有效性，并抵触自罗马法以后就形成并逐步为各国法律实践所遵循的“法不关微事”、“法官不管小事”等理念。于是，为克服古典犯罪论体系在以法定的违法性阻却事由为违法性全部内容所导致的缺陷，在违法性阶层扩张实质性判断内容（如该案判决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