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整理】德国的订婚制度.docVIP

德国的订婚制度：婚约 一、 概念和历史发展 1．概念。婚约是婚姻的准备阶段。法律意义上的婚约可以理解为：（1）男女互相作出的、将来缔结婚姻的承诺；（2）婚约当事人基于此种承诺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共同结婚意图，或者他们在社会上以未婚夫妻身份出双入对的事实，都只是婚约存在的外在表现，其本身尚不构成婚约：当事人必须互相承诺结婚，并且有受此承诺约束的意愿。只要能从当事人的行为中推断出有约束力的、在将来结婚的意愿，也可以根据他们的行为推定婚约成立。 2．历史。德国《民法典》采取了和传统罗马法一样的态度，对婚约（sponsalia）只规定了有限的法律效果。在中世纪以及近代早期的法律中，婚约有较强的法律效果，并且和结婚密切关联。日耳曼法将“婚约”视为未婚夫和未婚妻家庭之间有约束力的契约，未婚夫在迎娶新娘时必须支付嫁资（Brautpreise）。中世纪的教会法将婚约视为未婚夫妻之间的结婚承诺，根据此种承诺可以提出要求结婚的诉讼；若已经发生了性行为，婚约本身就可以视为结婚。新教的教会法强调婚约的法律约束力，认为无保留的婚姻承诺会产生结婚请求权，对该请求权可以提出诉讼，还可以强制执行获得的裁判（强制结婚，Trauzwang）。直到18世纪晚期，德国法中婚约的可执行性（Vollstreckbarkeit）和可诉性（Klagbarkeit）才逐渐消失。 3．婚约的现实意义。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婚约在民法中的意义大为降低。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妇女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性解放运动的发展。实际上，以前的民法之所以要制裁无故解除婚约的行为，主要是为了保护妇女利益。因为在以前的社会中，多数妇女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取决于对婚姻和配偶的选择，而“品行端正”又是找到“好对象”的前提，所以男方的结婚承诺对女方的生活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若订婚后最终没有结婚，女方对婚姻信赖的失望可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在现代社会，由于妇女的工作条件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以及性道德的转变，妇女的保护需要也随之降低 有关婚约的参考文献：卡纳里斯（C.-W. Canaris）文章，载《民法实务档案》，1965年第1页；拜茨克（G. Beitzke）文章，载《Ficker纪念文集》，1967年第78页；施特拉茨（H.-W. Str?tz）：《订婚之吻及其法律上的后果：法史视角》，1979年。 二、法律效果 1. 基于婚约的信赖保护关系。德国《民法典》深受现代发展之影响，在“婚约”一节作了如下规定： （1）当事人不得根据婚约而诉请缔结婚姻（第1297条第1款），也不能做出缔结婚姻的判决。即使法院作出判决，认为当事人负有结婚义务，该判决也无法执行（《关于家庭事件和非诉事件的程序的法律》第120条第3款）。但婚约是否可以产生（不可诉的）结婚义务，则付诸阙如。 （2）当事人就不履行婚姻承诺的情形约定了违约金的（第339条），该约定无效（第1297条第2款）。 （3）订婚人无重大理由而解除婚约的，在满足第1298条规定的条件时，必须向另一方订婚人及其父母和代替其父母实施行为的第三人赔偿信赖损害。如果解除婚约的重大理由是订婚人一方的过错引起，有过错一方应当对解除婚约的订婚人承担损害赔偿义务（第1299条）。 （4）若没有缔结婚姻，订婚人任何一方可以依照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向另一方请求返还所赠与的物品或作为婚约标志而给予的物品（第1301条第1句，法律后果指引向第812条以下）。婚约因订婚人一方死亡而解除的，有疑义时，必须认为返还请求权已经被排除（第1301条第2句）。 根据旧《民法典》第1300条的规定，若品行端正的订婚者和另一方发生了性关系，同时满足第1298和第1299条的条件，可以就其遭受的非财产损害请求适当的金钱补偿（“Kranzgeld”）。1998年7月1日生效的《重新规定结婚法的法律》取消了这一日趋不合时宜的规定。 2．其它的法律效果。婚约的法律效果并不限于第1298-第1302条规定的信赖损害。虽然婚约没有产生法定继承权，但继承合同法的某些规定也适用于订婚人（例如第2275条3款、第2279条2款、第2290条第3款第2句和第2276条第2款）。订婚者还可以签订夫妻财产合同（Ehevertrag）。虽然婚约并不产生法定的扶养义务，但订婚人之间为满足生活需要的给付，属于符合道德义务的给付（这对于第534条和第814条有重要意义?）。刑事诉讼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订婚人（《刑诉法》第52条第1款第1项）和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订婚人（《民事诉讼法》第383条第1款第1项）享有免予出庭作证的权利（Zeugnisverweigerungsrecht）。另外，订婚者还可以作为“家属”（《刑法典》第11条第1款第1a项）在某些犯罪行为中享有特权（例如针对伴侣的盗窃行为，参看《刑法典》第247条）。这些规定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