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润群浙江高考或中让学变专科学校.docVIP

杨润群：浙江高考或让中学变专科学校 　　我对浙江高考改革试点方案的忧虑 　　□大学将不得不在新生入学之后花极大气力来扭转学生的思维方式和学习习惯 　　□中学将完全沦为向高等教育输送生源的分数加工厂和职业技术训练班 　　□政府要相信，正如农民自己知道怎么种地一样，教授知道怎么去教书，大学也知道应该怎么选学生，选什么样的学生 　　围绕高考招生改革存在4个主要的利益相关者：政府、大学、中学、考生(家长)，他(她)们的目标函数并不一致，很容易在多次博弈中出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相互冲突的“囚徒困境”等情况。 　　2014年下半年，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号)精神，浙江省发布了高考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沿着中国改革的逻辑和路径推断，经过几年试点并总结经验，这一方案有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 　　必须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浙江高考改革试点方案的实施有可能不会一帆风顺，甚至出现当初政策制定者意想不到乃至和改革初衷完全背道而驰的情况，不可不未雨绸缪。 　　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认为，制度设计是一个存在相互依赖关系下利益相关者多次重复博弈的过程。理解这一点的关键是，任何制度都不是静态的。不存在一经设定只需落实执行就可以万事大吉的制度。现实往往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变的情形。由于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在制度施行过程中，各方利益相关者并不会按照政策制定者的立场和逻辑去行动，而一定会从自身目标出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实现方式。政策落实为什么经常会“走样”，之所以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原因就在于此。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的解读，改革方案的核心理念是在确保“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扩大教育的选择性”。首先考虑是否有利于学生选择，是否有利于高校自主权扩大。“因为好的教育，必然是在学生、学校不断的选择中实现的。”这的确是一个相当先进的理念。果能实现，必将是中学基础教育和大学招生录取改革的重大突破和福音。 　　然而，我在浙江调研的过程中，却嗅到了另外一丝可能的危险味道。我判断，如果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非但不会实现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好的教育”，极有可能出现的是恰恰相反的“坏的教育”。 　　高校招生办公室可以取消 　　高考招生录取的选择性涉及两个方面：大学和学生，二者相辅相成。令人遗憾的是，浙江方案几乎完全排斥了高校在招生录取过程中的主动选择作用。招生录取的主体应当是大学，现在变成了省教育考试院。从表面上看，方案似乎给了高校一定的选择权——高校可以根据自身人才选拔和培养需求，预先提出招生录取的相应科目需求。但实质上，高校在两年之前提出科目要求之后，就完全丧失了主动选择学生的任何可能性。它最终见到的仍然是“分”而不是“人”。如果提出科目需求可以算作选择权的话，理论上这样的选择权高校可以不要——它不是问题的关键，不要也无伤大雅。 　　坦率地说，按照这一方案，高校招生办公室可以取消，只需将录取通知书交给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由其按照专业和考生成绩顺次填写录取名单并寄给考生即可。录取通知书既不需要大学校长的签名，也不需要由大学招生办公室寄送——那样反而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精神，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的职能应当是逐步弱化的，为什么现在反而要进一步强化呢？这难道不是改革的倒退吗？ 　　学生的选择权可能被中学老师所替代 　　学生的选择权同样不可能得到完全实现。对学生而言，选择性体现在，除语、数、外3门高考科目之外，学生可以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7个科目中自由确定3个选考科目。从理论上说，7选3存在35种组合。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扬长避短，文理交叉，选择自己最擅长的3门作为选考科目。这完全是书斋里的想象，而且只推演了最好的一种结果。实际上，由于多个利益相关者从不同的目标函数出发分别采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行动，有可能出现多种复杂甚至是坏的情况。 　　浙江方案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学生具有完全的选择意愿和选择能力，但在目前条件下，这一假定并不成立。我们必须意识到，学生是在中学里接受教育完成学业的。长期以来，在高考成绩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指挥下，学生普遍被训练成了“刷题”——而非“做题”——机器，他(她)们已经基本丧失了主动选择的意愿和能力。许多学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只会按照老师和家长告诉他(她)们的明确要求去执行。不但学生不具备选择意愿和能力，由于教育背景限制，家长同样也不具备。因此，在面对人生最重要的一次高考志愿填报的选择上，中学(老师)就掌握了相当大的控制权。也就是说，学生的选择权在很大程度上将被中学(老师)的选择权所替代。他(她)们可以左右甚至决定学生的选择。 　　从表面上看，中学(老师)和学生的目标函数是一致的：学生希望上大学，上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