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建构对三个新闻定义的解读.docVIP

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建构——对三个新闻定义的解读 时间：2003-12-7 23:34:41?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作者：黄 旦?阅读1291次 ? ?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中国新闻思想史上三个新闻定义的解读和分析，认为徐宝璜的定义重点是“事实”，从而要建立客观中立的报刊模式；陆定一定义的中心是“报道”，由此演变成“用事实说话”的基本理念和规范。范长江则是把“群众”置于首位，力求以此来探索新形势下党报工作的新路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定义是我国新闻学者首先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之一，从而为正确理解新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科学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做出了不能忽视的贡献。可是遗憾的是，几乎所有关于定义的讨论，大都局限于逻辑的层面：外延内涵或类和种差的反复考量。至于各种定义所产生的历史情境和定义者通过定义试图要表达的意义，居然被排除在所有讨论者的视野之外。此种状况直至最近仍无改观[1]。就技术层面而言，定义属于逻辑学的范畴，因而，逻辑的周密与否，当然是一个基本要求。但一个定义——若非游戏之作——就不只是逻辑排列，或者说，在逻辑的排列中总是有意无意、或隐或显蕴涵着下定义者对某一物质或现象的基本看法和构想。“所有定义均是特定的。它们与某些目的或某些情势有关，因此，仅适用于一个严格限制的领域或‘论域”，[2]。若套用格尔兹的话，定义里面实隐藏着一张“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3]。既然如此，讨论及运用定义也好，充满雄心壮志试图创造新的定义也罢，破解原有定义背后的意义之网是不可缺少的起码要求，否则就难以对之进行正确估量，严重者则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今人之思度前人之意[4]，从而把一个本来有其严格限制的东西，不加细辨随意搬用。哪怕是其中的逻辑如何更加严密、准确的问题，如果离开其时的社会语境，撇除了定义者所处的现实状况，最终也只能是逻辑游戏。即便是那些严肃认真的“修订”、“创造”，学者的追求固然可嘉，若不审慎，其所持之“矛”，也未必真的对准了所设之“盾”。有时恰似一个拳击手，自己给自己挂了条沙袋然后飞抡双拳使劲击打。就是出于如上原因，本文结合社会和新闻实践背景，试着对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几个新闻定义做一番解读。不敢说一定正确，但至少可以为我们的新闻定义讨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空间。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定义，想必大家都能理解。因为无论是下定义者还是定义提出的时间都具有历史典型性：一个是中国新闻学产生之时所提出的我国第一个新闻定义；一个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的第一个新闻定义，其时间是1942年，恰恰是党报体制和思想形成之时；而最后一个则是1949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所提出的唯一一个新闻定义。 徐宝璜：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 若撇开一些描述性的说法，诸如《申报》的“新闻则书今日之事[5]之类，我国新闻学术史上第一个给新闻下定义者应该就是徐宝璜。 何为新闻?徐宝璜的回答是：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6]。若从关键词分析，该定义由三个要件构成：事实、最近、阅者。但毫无疑问，“事实”是其基点。如此判断的理由可以很轻松地从形式或语法中获得。即“最近”和“阅者”只是修饰“事实”的定语，然而最有利的证据来自徐宝璜自己的解释： “新闻须为事实，此理极明，无待解释，……苟非事实，即非新闻。若登载之，是为假冒”[7]。至于“最近”和“阅者”两个要素，则是用来解决何种事实可被报道登载而成为新闻，说明“新闻固需为事实，但不必事事皆新闻”[8]的基本道理。可见，这三个要素是互为联系并分居于不同地位，若套用目今时髦的说法，事实属于本体层次，其他二者则是价值的层面。这也就难怪，徐宝璜会把“新闻之事实化”作为新闻事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9]。 可是，徐宝璜却把其《新闻学》一书中的大量篇幅给予了“阅者”，尤其是新闻与“阅者”的关系而不是定义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事实”。这看起来不难理解。既然新闻须为事实之理极明，“无待解释”，徐宝璜不再在这方面多花笔墨自在情理之中[10]。同时，这样的处置，与此书重实际操作的基本定位也是相当吻合。但如果细细阅读该书而且与之新闻定义联系起来考查，其原因恐怕并不如此简单。《新闻学》的谋篇布局实际上正透露出徐宝璜的一个根本思路：新闻(事实)是与阅者联系在一起。也许生怕别人不明白这一点，徐宝璜在后来又特地加以说明： “新闻究为何物，关于此问题，可由两方面观察：即一由阅报之读者，而一由办报之主者。其答案则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11]。 关于“新闻”为何只能从“阅者”而不是“办报之主者”观察，徐宝璜同样缺少直接的 充足的理论论证。但依我之见，尚还不是毫无印迹可寻。徐宝璜曾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 “新闻纸乃是应社会需要而生”，“社会之需要既繁，固新闻纸之职务亦众[12]。也许在一定 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