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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共财政的角度看社会贫福差距扩大的成因
从公共财政的角度看我国贫福差距扩大的成因
公共财政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政府收支活动。在财政运行机制作用下,公共财政可以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根据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公共需要,公共财政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当社会发展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各个方向的和谐发展,公共财政需要为这种和谐发展配置资源、参与调控。这是发展公共财政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的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但是当前公共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并存,致使经济运行、社会发展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和谐的问题。一是各阶层收入差距拉大,贫富不均。200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53,城镇最低收入户与最高收入户的收入差距超过10倍。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财力分布不均。目前,我国区域财政发展是极其不平衡的。最福的地区上海与最穷的地区贵州的人均GDP之比,从1985年的9.17:1扩大到2003年的12.97:1相差了将近13倍。三是县域经济仍然薄弱,城乡差距明显。其财权与事权脱节问题已相当严重。乡镇一级财力更差,财政收入渠道单一,城乡差距明显。四是公共服务不均,均等化服务未能实现。集中体现在住房条件、医疗保障、教育机会、就业机会、人居环境等方面。这使得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贫富悬殊成为各种矛盾产生的诱因。造成这种差距的扩大和我国目前的财政体制有很大的联系。
一、当前公共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的并存加剧了对公共产品的挤出效应,是贫福差距形成的一个原因
我国被称为“建设财政”和“吃饭财政”是与我国目前的国情和政府体制效率低下有很大的关系,在市场经济国家直接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的比重都较低。其中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政府经济建设职能弱化,其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最低,相对来说市场发育程度稍低的发展中国家,政府还承担着一定的经济建设职能,经济建设支出比重较高,我国自改革开发以来经济迅猛发展,经济体制也逐渐向市场经济发展,但是由于底子薄、基础差,我国的财政支出很大的比例用在了经济建设,特别是在竞争性领域和私人领域投资很多,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微观经济主体尚不成熟的情况下,通过政府财政直接投资于经济建设来带动其他方面的投资,从而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竞争性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支出势必会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挤出效应,在财力一定的情况下,必然减少甚至忽视对诸如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环境等社会职能投入,造成地区、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这也是为什么形成我国东西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的一个原因, 而这类公共产品恰恰是与基本民生休戚相关的,如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这几方面如果能做得到位,最能改善中低层群体的生活状况,大大缩小社会整体贫富差距。可是正是财政支出的越位使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使贫福差距逐渐拉大,因此在公共支出上,支出范围要逐步退出盈利性领域,主要集中于非盈利性领域,集中有限的财力,提高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及公益性事业的保障能力,更好地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支出投向必须符合和体现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切实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另外行政费用是政府运行的成本。政府作为管理国家机器的机构,是维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织保证,因此一定行政费用的支出是获取政府社会收益的前提。但如果政府规模不加控制,政府机构和人员无休止的膨胀,不但为此支付了无效的行政成本,浪费了公共财政资源,加重了财政负担,而且会对经济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如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社会,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 。近几年来我国的行政费用一直超过15% ,而且每年都以23%的速度迅速增长,到2004年已达到19. 4%。从1978年到2006年的28年间,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很大一部分财政资源被行政机关所消耗。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重一般不会超过10% ,如2003 年日本为2. 38% ,英国为4. 19% ,法国为6. 55,美国为9.9%,过高的行政投入,为腐败提供了温床。政府官员以各种名义动用公费非常普遍,如上文提到的公款吃喝,公费出国旅游,公车使用,新兴的出国培训,一方面使得他们灰色收入大大增加,为腐败提供很好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挤占了大量可用于解决最基本民生的经费,如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资金投入被挤占。这使得很多基本民生问题被拖延,得不到应有提高。这必然会导致政府官员阶层与普通民众的贫富差距扩大。因此应进一步深化政府体制改革,精简机构和人员,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合理界定行政费用的支出范围,以遏止行政费用过快增长的势头,确保对社会和公益性事业的重点支出。
二、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造成我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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