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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成本论 游劝荣 上传时间:2008-7-3 浏览次数:1753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关键词:违法/违法成本/违法成本的确定 内容提要:违法成本是实施了违法行为的组织或个人，为其违法行为所要付出的代价。为了有效地遏制违法行为的发生，应当为违法行为设定远高于因违法行为所得的成本（或代价）。在立法中为违法行为确定成本时，一方面要遵循代价平衡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与违法行为和违法行为人有关的各种因素，以保证违法成本设置的科学、合理。 本文研究的违法，指组织或个人基于主观上的过错实施的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予以追究的行为。学界一般认为，违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意义上的违法是指包括犯罪在内的一切违法行为，狭义意义上的违法是指一般违法行为，通常不包括犯罪。本文中所要讨论的违法，主要是从狭义上理解的。 　　一 　　所谓的违法成本，指实施了违法行为的组织或个人，为其违法行为所要付出的代价。比如驾车违章要被交通警察罚款，饲养的宠物犬伤了邻居要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等。违法行为的成本或代价是法定的。国家法律之所以为违法行为设定成本或代价，目的是为了减少或消灭违法行为。 　　违法行为人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所付出的代价是多种多样的，其表现形态也是多种多样的。从接受主体来看，有的代价是支付给国家的，它要进入国库，比如向交警缴纳罚款；有的是支付给违法行为的受害一方的，比如养的宠物犬咬伤了邻居，赔偿给邻居为防疫和伤口处理等支付了医疗费以及由此带来的营养费、误工补贴、后续治疗费和精神损害的物质（货币）赔偿费用等；也有的是用于弥补因违法行为而造成的损害的，比如践踏公共绿地后用于恢复原状的费用，排污造成污染环境后用于治理环境的费用等。从这种代价表现形态看，有物质意义上的，比如缴纳罚款，也有非物质意义上的，如公开登报向对方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有货币形式的，如支付医疗费用，也有非货币形式的，如补种草皮、树苗等；有有形的，如被课以行政拘留，也有无形的，如因驾车违章被交通警察现场口头训诫，因侵犯他人名义被要求当面向对方赔礼道歉等。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侵犯对象、危害后果的不同，也因为对违法行为追究主体的不同（有时是国家，有时是组织，有时是个人），还因为违法行为的主体不同（有时是组织，有时是个人，如果是组织，就无法对其实施只能对自然人实施的诸如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承担违法行为的代价的种类和方式就不同。因此，立法机关通过立法为违法行为设定其成本或代价时，要根据违法行为的主体、性质、侵犯对象、危害后果的不同，分别规定不同性质、不同种类、不同形态的代价或成本，以保证这种违法成本能有效地制约违法行为的发生。 　　违法成本对违法行为的遏制和制约作用的基础是人们都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人们在进行自己的行为判断和选择时，特别是站在合法（守法）与违法的边界线上时，是选择违法还是选择守法，往往起关键性作用的就是违法成本。基于成本核算的考虑，基于对投入产出的基本判断，通常的情况是：违法成本低，人们通常选择违法，而不是守法；相反，违法成本高，人们通常选择不违法，转而选择守法。当违法成本低于违法所得到的利益时，绝大多数人选择违法；当违法成本等于违法所得到的利益时，绝大多数人都有一种侥幸心理，就是希望自己的违法行为不被发现或不被查处；当违法行为可能支付的成本高于违法所能得到的利益时，绝大多数人才可能选择不违法或守法。这就是违法可能性及其成本间的“反比例关系”。有鉴于此，立法者们在为违法行为设定成本（或代价）时，应当充分认识上述“反比例关系”，为违法行为设定远高于违法所得的成本（或代价），才能有效地遏制和制约违法行为的发生。上个世纪80年代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一个故事，可以作为我们这一立论的佐证。当时，北京天安门广场，有一位年轻人随地吐痰，被正在执勤的“红袖章”的大妈逮个正着，大妈要根据规定罚这位年轻人五角钱。这位年轻人在明白了大妈的意思之后，掏给大妈一元钱，对大妈说了声“大妈，你就不用找了”，转身再吐了一口痰。此事当时经媒体披露，在社会上引起过强烈的反响。讨论基本停留在道德评判、舆论谴责和公德建设的层面。这个案例表面看，是一个道德问题，从经济学角度看，就是一个成本问题。年轻人之所以可以很潇洒地给一元钱再吐一口痰，根本原因就是他依法需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支付的成本太低，以至于他“付得起”而“潇洒得起来”。设想一下，假如法律规定在天安门广场随地吐痰一次的代价是罚款一万元或在天安门广场扫地三个月，那这个年轻人恐怕宁愿把这口痰吞进肚子里，也决不会吐出来，更不会再吐第二口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随地吐痰的年轻人给我们上了一堂课，让我们对违法及其成本间这种“反比例关系”有了具体而直观的认知。 　　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