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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散体大赋(汉大赋):汉代兴盛起来的一种文学体裁,一种艺术形式。它除师承屈原、宋玉外,还师承《诗经》的“雅”、“颂”,是从战国时期的纵横游说之风发展起来的。这种作品多属为统治者扬威颂圣的文字,篇幅巨大,文字铺排堆砌。代表作品是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等。1、汉赋四大家:指汉赋的四位大作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其中以司马相如为杰出代表,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代表着汉大赋的最高成就,并成为后世效法的典范。1、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汉无名氏作。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大都作于东汉末年。南朝萧统将其合为一组,收入《文选》。形式都用五言体,语言朴素自然,内容多写夫妇间的离愁别绪和士子文人的失意之感,充满了感伤情调。1、《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自汉高祖元年到王莽地皇四年,共229年的历史。东汉时期最杰出的史传散文。《汉书》先后经过四人之手才完成,分别为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其主要作者是班固。在体制上承袭《史记》,而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全书分本纪十二、表八、志十、传七十,共一百篇。赋的体裁之一,其特点是通过虚设的主客反复问答,按“始邪末正”的顺序铺陈七事。这种赋体由枚乘首创,典型作品即《七发》。后来模仿者甚多,以至于《文选》于赋体之外,另立“七体”。例如傅毅的《七激》、张衡的《七辩》曹植的《七启》等,但都不及枚乘的《七发》。
东汉末年,建安诗人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苦难,展示广阔的时代生活画面;抒发作家建功立业的理想壮志和积极进取精神;也流露出人生短促、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情绪。作品意境宏大,笔调明朗,形成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风格。后人把这种建安诗歌的独特风格称为“建安风骨”。代表作家有“三曹”、“七子”、蔡琰等。
“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的一种写作方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互见法分为人物互见法和事件互见法两种。《史记》特别注意人物形象和事件的统一性,为了既不伤害这种统一性,又能忠于史实,常常把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的篇章中。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宫体之名始于萧纲入主东宫之时,但沈约、鲍照、萧衍等人的艳诗已肇其端。内容上,主要是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具体的题材不外乎咏物与描写女性。情调轻艳,风格柔靡,注重词藻、对偶与声律。在艺术上继续了永明体的探索而更趋格律化25、太康文学:太康是西晋文学的繁荣时期,此时时局稳定,文人们有时间和精力用于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又因社会小康,文人多忘乎所以,歌功颂德,故形式主义文风亦日趋严重,追求文学作品形式的华美,创作成就并不太高,文人自学地追求作品的艺术表现,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大潮是趋于浮艳,诗尚雕琢,文崇骈俪,词采绮丽成为诗文的普通特色。代表这种主流派风格的作家,首推潘岳和陆机。2、玄言诗:晋室南渡,士族文人沉溺享乐,意志更加消沉,以玄学自我迷醉的风气日渐浓厚,其内容上是以谈论老庄玄理为主,少数兼及佛理的表述,在表达上则是抽象玄虚,淡乎寡味。缺少艺术形象和真情流露,几乎无艺术性可言,东晋玄言诗代表人物有孙绰、许询等。2、元嘉三大家:指的是刘宋时期活跃在文坛的三位诗人:谢灵运、颜延之、鲍照,谢灵运大力创作山水诗语言工整精练,境界清新自然;颜延之喜用典故、堆砌辞藻,成就较逊;鲍照诗歌风格俊逸豪放、奇矫凌厉,表现了寒士的慷慨不平,他们艺术成就高,影响大,被称为“元嘉三大家”。 2、竟陵八友: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礼才好士,一时天下文士皆追随之。其中文学成就较为突出、在当时名声最高的是“竟陵八友”: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其中沈约、谢朓成就最高,他们对声律的发明、诗歌艺术的精细起了重要作用。2、徐庾体:指南朝梁徐摛、徐陵父子与庾肩吾、庾信父子的诗风和文风。他们的诗文绮丽,多变旧体,故时称“徐庾体”。 “徐庾体”诗大多是奉旨应制之作,是“宫体诗”的代表作品。徐陵、庾信又工骈文,传统所谓“徐庾体”,更侧重于指“文”而言。徐陵、庾信在文学史上的主要贡献,就是将宫体诗所运用的隶事声律与缉裁丽辞文采的形式之美,完全巧妙地移植于“文”的创作中,使骈文耳目一新。、志怪小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小说。内容主要记述神鬼怪异、远方异物,宗教迷信色彩浓重,但也有不少有意义的作品,代表作是干宝的《搜神记》。总体看,志怪小说艺术上还比较粗糙,但某些优秀作品在人物刻画、叙述故事、语言使用等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3、志人小说(轶事小说):以记录人物轶闻琐事为主的轶事小说,在魏晋南北朝盛行。这与魏晋以来品评人物和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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