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认定中推定属于“工作原因”的前提及其限制.docVIP

工伤认定中推定“工作原因”的前提及限制 ——兼论最高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项的理解与适用 引言 “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是工伤认定的三个要素，其中，“工作原因”是核心要件，是认定工伤的充分条件1。在工伤认定过程中，一旦因工作原因受伤能够确定，则工伤也基本能够认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在工伤认定中是辅助判断的工具。与此对应的是，工伤认定的三个要素中，最难认定的也是“工作原因”。实践中，什么时间受伤、在什么地方受伤，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认定，但是，因何受伤，以及受伤是否与工作有关，往往较难认定，也是工伤认定中最容易产生争议的地方。此次最高院及时发布《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其中第四条第（一）项就体现了“工作原因”这一要素在工伤认定中的核心地位，也明确了“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的辅助作用。而该条款关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确定的情况下推定“工作原因”的规定，更是体现了对劳动者利益的充分保护。但是，该条文也可能导致人们理解上的偏差，即认为工伤认定中的举证责任进一步转移到用人单位身上，任何情况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只要能够确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这两个要素，即可推定为因工受伤，并认定为工伤，除非用人单位能够提供反驳的证据。《规定》出台之后，在企业主群体内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恐慌，认为《规定》对职工过分倾斜的保护，将大大加重企业的负担，尤其对中小企业而言，在经济转型时期，更是有可能成为压垮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种以偏概全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最大程度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虽然是工伤认定的原则和精神，但公正与合理也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二者应当兼顾。对于《规定》第四条第（一）项，应当通过分析条文隐含的条件、遵循体系解释的原理、考量条文适用的效果等方式来理解和适用，并通过个案正义来丰富其内涵，而不是简单地以举证责任在用人单位作为推定“工作原因”的理由。 推定“工作原因”的前提条件 “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两个要素应当明确。“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在工伤认定中的作用，一是补强“工作原因”，二是推定“工作原因”。第一种情况下，“工作原因”本身能够初步认定，但由于直接证明“工作原因”的证据不是非常充分，尚未达到事实清楚的程度，则需要通过“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两个要素来补强，通过证据、事实的相互补充、衔接，最终认定为工伤。此时，认定“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的证据可能是非常充分的，也可能仅仅达到了初步证明的程度，即便如此，也足以起到补强“工作原因”的作用。第二种情况下，“工作原因”完全处于无法查明的状态，且客观上可能并不是因工受伤的，但为了体现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也考虑到日常经验法则，而以“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两个要素来推定“工作原因”。这种情况下，作为推定“工作原因”的前提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应予以明确。反映到法律推理的过程中，则要求认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并运用科学的逻辑推理方法进行判断，避免主观推断。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仍需履行调查职责。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评估剖析，并判断是否可以作出工伤认定，必要时，为了得出准确的结论，也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无论是否进行调查核实，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最终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应当有足够的事实依据。但是，即使在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已经能够证明“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两大要素的情况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也不能直接援引《规定》第四条第（一）项来认定属于工伤。就事实认定而言，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工伤认定的行政行为时，应当秉持依法行政的原则，在工伤认定过程中保持中立、客观的立场。如果在“工作原因”尚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未履行调查职责而径直认定工伤，不符合依法行政的原则。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规定》第四条第（一）项“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为认定工伤的事实依据，按照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标准，其应当保证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的准确性。质言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穷尽调查手段，经调查仍无证据表明非工作原因导致受伤的，才能作出“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这一结论，否则，即属于事实不清、程序不当。因此，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履行调查职责后作出判断，方符合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标准。 用人单位无相反证据。申请人提供的材料足以证明劳动者工作时间内、在工作场所受伤的事实，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穷尽调查手段后，仍无证据表明是受伤非工作原因导致的，若用人单位仍坚持不构成工伤的，应当提供相反的证据。这既是用人单位的权利，又是用人单位的义务。一方面，即使根据现有材料已足以确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两个要素，且工伤认定机关又无法证明受伤系“非工作原因导致”，若用人单位主张不构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