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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了解人生的一种方式 　——大卫?格罗斯曼访谈 ■特约撰稿人　钟志清　刊发时间：2010-04-08 06:23:00　中华读书报 　　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1954年生于耶路撒冷，早年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哲学和戏剧，2008年获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他多年为以色列电台做编辑和新闻评论员，密切关注以色列现实、 巴以冲突以及犹太人的生存命运。他以独特的笔触探讨人类的正义与公正问题，笔力凝重遒劲，擅长文学技巧的革新，言辞恳切，发人深省。其作品被翻译成二十五种文字，拥有广泛的国际影响，曾在以、意、奥、英、德、法、美等国家获多种文学奖，并被诺奖提名。主要著述有长篇小说《羔羊的微笑》（1983），随笔集《黄风》（1987）以及短篇小说、木偶剧和儿童文学作品等。 　　近日，格罗斯曼应“书虫国际文学节”之邀前来中国，在京期间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 　　问：这是你第一次来中国，首先请谈谈你对中国的了解、关注与阅读，你想象中的中国与你所看到的中国有什么差异？ 　　格罗斯曼：我所了解的中国无法和我所看到的、所体验到的中国相提并论。我对中国的了解在以色列知识分子当中也就一般水平吧。我知道中国正在国际上迅速崛起。知道中国在二战期间营救了大量的犹太人。作为犹太人，这对我意义重大。我也关注中国当下的一些问题，如西藏问题等。我也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如阿城的《棋王》，那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还有《许三观卖血记》（余华作），以及美国华裔作家的创作。近年来，我对翻译成希伯来文的中国文学作品非常感兴趣，我不是因为听说自己要到中国访问才关注中国文学的，而是想了解这里的文学，了解这里的人。而了解另一个民族的最好方式就是阅读其文学作品。到这里一个星期后，我感到你如果不到中国来，看到这样一个庞大的、巨大的、宏大的民族，就无法成为这个时代的一分子。我领略到中国从过去到现在的变迁。人们的精神面貌、各种各样的面部表情都令我着迷。我在这个国家就像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任何东西都想吸收。也许，许多东西只有以后才可以慢慢了解。在这里看到的确实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 　　我问自己，如果你身属这样一个巨大的民族，你会有怎样一种感觉？我是说，会如何在世界上界定你自己的位置，作为个人也是这样，如果你属于这样一个巨大的、占有支配地位的集体之中，你将拥有一种怎样的自信？也许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生活得很有安全感，但作为以色列人我们没有这种安全感，我们感到非常脆弱，易受影响，总有生存的危机意识，这种生存的危机感中国人是无法感觉，甚至无法理解的，所以做中国人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一问题令我着迷。 　　问：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主要出版了你的《证之于：爱》和《黄风》中的一些随笔。《证之于：爱》是一部包含多种叙述类型、象征与隐喻的复杂之作，对于有些不太熟悉以色列大屠杀集体记忆方式的中国读者来说，要完全理解你的作品可能有些难度。你能给中国读者谈谈为什么把“参见：爱”（希伯来文题目“AyienErechAhava”原义）作为书名吗？ 　　格罗斯曼：你实际上问了不止一个问题。首先是读者和读者不一样。一些读者会觉得我的书难以理解，另一些读者却觉得可以接受。我想在中国也应该是这样。 　　我1954年出生在耶路撒冷，我小时候，周围的人在谈到大屠杀时不说大屠杀，而是说“那边发生的事”。我经常听大人们说“纳粹野兽”这个词，我问他们“野兽”是什么意思，他们不告诉我，说有些事不应该让小孩子知道。我们那一代人，生活在浓重的集体沉默中。在我们那个居民区，人们夜里在噩梦中尖叫。不止一次，当大人们谈论战争，我们走进房间时，谈话立即戛然而止。 　　我的长子三岁那年，在幼儿园听说了大屠杀，满怀困惑与惊恐地回到家里问我：“爸爸，纳粹是什么？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为什么那么做？”我不想告诉他。我，一个在沉默和窃窃私语中长大并由此产生许多恐惧与梦魇的人，刹那间理解了父母和朋友的父母为什么会选择了沉默。我觉得如果我告诉了他，即使我非常小心地提到“那边”发生的事情，我三岁儿子心中某种纯洁的东西也会被污染；从此，他那纯洁无辜的意识中便会产生某种残酷，他永远不再会是同一个孩子。他永远不再是孩子。 　　自从知道我会成为一个作家后，我知道我会写大屠杀。也许是因为我从小就知道，我所读过的关于大屠杀的书没有回答一些简单而基本的问题。我必须要提出这些问题，必须用自己的话语加以解答。后来，我越来越意识到，直到我描写自己未曾经历过的在“那边”，在大屠杀中的生活，我才会真正理解自己身为以色列人、犹太人、男人、父亲和作家在以色列的生活。我问自己两个问题。如果我身为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一个身在集中营或死亡营中的犹太人，那么在一种人们不仅被剥光了衣服而且被剥夺了名字，变成他人眼中胳膊上符号的现实中，我会以何种方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