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流动综述.docVIP

农民工流动综述作者：谭深 蔡昉主编，2001，《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通过对“边缘化生存方式”的分析，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生存方式无论对流动人口自身利益还是对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建设从长远来说都是不利的。随着城市公有制单位一些福利功能的退化和社会保险和福利机构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城市有关“移民”政策和管理机构也到了势在必改和有条件改的时刻。进一步放开城市的户籍制度，同时加强其他方面的服务管理建设，使一部分适合的流动人口脱离边缘化生存状态，成为城市的永久性移民，无疑是一条较为自然的城市化道路。文军，2001，《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几十年的关于“农民理性”的大讨论，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如何看待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以及体现这种反应的供应关系问题。但这场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展开的大争论，其双方都有自身难以克服的“误区”。因为古典经济学中对“经济人”的理性假定是“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利益”正如科尔曼（J.S.Coleman ）所说：“理性行动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人际交往或社会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这种行动需要理性地考虑（或计算）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但是判断‘理性’与‘非理性’不能以局外人的标准，而是要用行动者的眼光来衡量” 其实，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隐含着对社会行动者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预设。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人”及其行动的假设和研究侧重点就不相同，经济学认为，人是依据个人稳定的利益偏好（preference）在各种行动中做出选择的；而社会学则认为，人的行动是受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制约的。因此，有人形象地说：“经济学与社会学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强调人们为什么要选择某种行动，而后者则强调人们为何无法选择某种行动”（Granovtter，1992：30）。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对传统的经济理性假设还作了三个方面的修正：一是改变传统的完全理性的假设；二是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三是关注制度文化对个人偏好和目的的影响作用。但他们的相同点是在一定程度上都承认人的行动是有一定目的性的，都是为了追求“利益”或“效益”的最大化。翟学伟，2003.《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社会学研究第1期。目前在社会学研究中以两种分析框架为主：一是将社会流动放在社会结构中来探讨，它首先设定社会是以分层或地位的方式构成的，然后再将流动的概念放入其间来考察各种社会成员因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在其中形成的流动驱力、规模、方式、功能或由此而生的社会问题等（许欣欣，2000；李强：2002：294－311）；二是运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将个体的流动过程看成是其通过建立社会网络来实现的。这一方向的研究与前者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后者不强调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属性，比如性别、年龄、身份、阶层等，而是强调个体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处的相对优越位置，而能获得的促使其流动的资源在哪里。李汉林等对三个外来人口集中的大城市的农民工调查认为，城市里的农民工交往的异质性和关系强度影响着农民工的行为和社会整合，是由农民工组成的“虚拟社区”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方式（李汉林，2002；李汉林、王琦，2001）。　　农民工的社会网，是否可以看作农民工在城市所形成的一种非正式的自组织系统，或他们自己构造出来的一种看不见的社区？按照社会学理论，社区可以分为区域性和非区域性社区（territorrial and non-territorial community ），有人称非区域性社区为“精神社区”，更有人将社会网也归于非区域性社区。在此，更关注的是，人们如何在这种互动和纽带关系基础上形成一种非正式、非制度化、具有社会和情感支持的以及特殊主义取向的。这种系统和群体如何与区域性社区结构相互作用，推动社区发展和变迁？通过对农民工关系网的调查分析，作者提出了“虚拟社区（virual community）”的概念，提出它是在一个城市内，农民工按照差序格局和工具理性构造出来的社会关系网络，相互之间的非制度化信任是构造这种虚拟社区的基础，而关系强度则是这种社区组织和构造的重要方式。（李汉林，2002；李汉林、王琦，2001） 渠敬东，2001，《生活世界中的关系强度――农村外来人口的生活轨迹》，载柯兰君、李汉林主编《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央编译出版社。　　以往的研究一般从地缘、业缘和血缘等同质性因素或地位、身份和角色等层级关系入手，考察农村外来人口的自我认同和社会整合等问题。所以，从研究范式的角度，以往的研究往往偏重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配置及其组织机制等社会学预设入手，在农民工流动的制度性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