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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资料研究就亦需古史辨派的科学精神 ——池田知久教授访谈录 《文史哲》编者按：池田知久教授为原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他的简帛学及思想史研究都在当今日本学界享有盛名。在2005年3月进行的这次访谈中，池田教授结合中国及日本古典学研究的历史及现状，就古史辨派的学术理路与成果、出土文献的价值认定与研究方法等问题给予了比较系统的评定和论说，当有益于推进我们对上古史的认知。 作者简介：池田知久，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山东大学客座教授。 　　一、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 　　西山：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不仅在中国国内，就是对日本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近年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对其研究成果的评价都开始发生变化。发生这种变化的最大原因，主要还是在于近年来发现了大量的出土资料。利用这些出土文献，人们开始重新考察、评价过去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可以这样说，重评古史辨派的新时期已经到来。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古史辨派的研究内容究竟是什么?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池田：所谓“疑古”，第一，是历史事实的问题，就是对于传世文献所描述的古代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相信，想要批判地加以研究。第二，是文献的问题，也就是说，那些古代的典籍果然就是文献所自称的时代完成的作品吗?对此也要进行批判的研究。以上两点就是疑古派的主要工作。 　　说得再具体一点，例如，在传世文献所描述的古代史中，众所周知有尧、舜、禹三代圣王之记述，这类记载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数不胜数。但对于这样的记载，可以毫无疑问地全盘接受吗?难道就没有可疑的地方吗?对此，古史辨派的态度首先是怀疑。 　　还有一个就是文献的问题，我们可以举《老子》为例。《史记》中有老子的列传，说有个叫老聃的人物，他是孔子的前辈，在他抛开尘世从函谷关到沙漠去的时候，函谷关的关令、一位叫尹喜的人希望他能够留下几句话，于是老子写下了《老子》五千言。对于《老子》的字数、著作的经过、成书的年代等，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所描述，但是否就可以根据这些记述相信《老子》之来历?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古史辨派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两个方面，即质疑古代史实、质疑古文献。 　　上面提到的两点都使用了“疑”字，这个字在中文和日语中基本上都是贬义的。这是因为“信”给人的感觉是明亮而健康的，而“疑”字给人的感觉是对没有必要怀疑的事情也要“猜疑”，是贬义。但是，上面所说的两种“疑”在学术层面上的涵义却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疑”字，它们指的是对资料的推敲。例如，质疑古代史实，就是对文献所记载的中国古代的历史事实发出“疑问”，正如刚才所说的，指的是质疑历史上究竟是否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种对历史资料的批判，不局限于历史学或思想史，不论人文学科或者自然科学，只要是学问，对于自己所使用的材料提出质疑之精神是绝对必要的。这是一种科学的、超越时代和超越国界的精神，使用或不使用“疑”这个词都无所谓。而且这种精神并不是仅仅针对古代文献，所有的历史书籍，它是否由其自称的那个时代、那位作者、那种背景下形成的，对此一定要反复吟味考究。所以，某人是疑古派之类的话，没有必要特意标榜，做学问的人都应该遵循疑古的精神。 　　西山：现在提到“疑古”，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贴上了一个不好的标签，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表达方式呢? 　　池田：例如，东京大学的平势隆郎教授使用的是“史料批判”。用一般日语来表达的话，可以用“文献批判”这个词，用英语表达则是“textual criticism”。 　　除了“疑古”之外，还有人使用“信古”、“释古”等词语。例如，曾有过这样的争论，认为“疑古”和“信古”都不正确，“释古”应该更贴切一些等等。但事实上，这些都不是很确切的词语，并不能作为现代的、科学的、学术的专业用语在世界通用。我刚才讲了，用不用“疑古”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继承和发扬“疑古派”的科学研究方法。 　　西山：那么，对于“疑古派”的研究方法，能不能介绍得更加具体一些? 　　池田：例如，疑古派在作尧、舜、禹三代圣王研究时，是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或以所谓的“层累说”为基础来说明的。“层累说”说的是，历史上后来出现的事情反而成为更早之时代的现象。因此，就尧、舜、禹而言，最初先是有禹的传说，然后再有舜的传说，而且认为舜比禹要更早。之后又出现了尧的故事，虽然尧在历史上是后来出现的，但在神话上，却把他看作是历史上先于舜、禹的圣王。古史辨学派就是这样去理解古史系统形成之构造的。将文献记录直接当作历史事实而全盘相信是很危险的，古典文献中由轻信导致的危险相当多。所以，必须对这类文献记载进行全部的、彻底的批判性研究。不能说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古史辨学派学者们已经把主要的工作做完了，实际上他们所做的还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可以说，古史辨学派的重要贡献更在于明确了“层累说”的结构，以及确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