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量刑的合理性.docVIP

一、问题的提出 “他应惩罚，他应宽容，他必须以人性度人。”当刑事法官面对犯罪人及其事实，运用法律尺度进行裁量时，歌德的名言道出了他必须恪守的理性原则。这里将惩罚与宽容集于一身，法官把法律与人性的理解融为一处，都表明法官不只是执法机器，他还须用自身人格力量表达公正的深刻蕴意。 从歌德的名言展开问题的讨论，还在于笔者深感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量刑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定罪，刑事法官往往只看重对被告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判定，认为只要定性准确无误，量刑的幅度与轻重大概差不多就行了。然而，当犯罪人被送上审判庭时，被害人以及社会已经不再关心犯罪人为什么被定罪，更多的是他是否被处罚以及如何被处罚，量刑环节突出到重要的位置。 那么，为什么法官对每一个个案判决，犯罪人的行为认真定性不经意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告了罪名，就宣告了刑罚，定罪与量刑被一体化地解决了。纷繁复杂的犯罪情。合理性，从词义上讲就是“合乎理性”和“合理的特征”合乎理智、合乎规范、有理由、有根据、有价值、有目标和效用因而能为人们所接受、采纳什么样的量刑是呢？ 的论述，以及“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 的主张，都不无道理。法官只能“心中永远充满正义，目光得不断的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凭借理性和良心做出合理的确认和刑罚裁判，但绝对不能超越法律之外进行认识和评价。有悖于法律的法官个人认识和评价是无效的。显然，用法律规范形式，来限制法官的选择范围，多少存在对人为因素的不信任。法官是人，他具有人性的所有弱点，法官在选择刑罚时，也常常会偏重于自由、或安全、或其他价值，而导致刑罚运作失去统一明确的标准，法官也可能滥用权力。因此，把量刑活动界定于法律范围就是要保证其合理运作。 二、量刑合理性标准，因此刑罚的应然性运作让人首先想到的是正义，而量刑是刑罚正义之实现的关键环节。法官量刑时还须尽量从以下三个方面满足合理性要求：即量刑合法理、事理情理。所谓合法理是指法官在对犯罪人进行量刑上的裁量时的整个活动过程必须合乎。即所谓合事理，即须合乎事实发生发展的客观情况，充分考虑事实及其程度，；这里的犯罪事实包括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所谓合情理是指量刑的最终处理普通人是非善恶价值，接受达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综合平衡任何事物合理性都不是绝对的 其潜在意思是规范可能会有缺陷，司法运作也会有缺陷。两相比较，规范所表达的可能是普适性的公正，维护规范的权威性，就是要保证它的普适性作用，因此尽管有时选择法律会让法官感到困惑，即在理想与现实、法与情的冲突中，法官们往往因无法兼顾所有利益，或者不得不舍弃重要的社会价值，而感到无奈与痛苦，他仍然会最终站到法律的立场上。 因此，对量刑合理性的审视不能苛求合理量刑的最高境界及其价值目标是达到量刑的综合平衡。从量刑合理的理性标准入手去一个符合法理、事理和情理的平衡轮。正义象希腊神话中海神普洛透斯的脸变幻无常，，确定标。 首先，判决应该在其严厉性上与罪犯的犯罪行为的严重性相均衡。 罪刑，源于因果报应和同态复仇观念，是适应人们朴素的正义意识和深深根植于人们的人格感中的法律意识。有一句古老的刑法格言：罪责越重，刑罚越重。罪责越轻，刑罚越轻。这种古朴的正义观念，何尝不是现代的正义观念！对于蓄谋已久的故意杀人和出于义愤的杀人以及由于疏忽大意的过失致人死亡的情形，其致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同，但因为其各自主观应受谴责性的程度的不同，而被宣告不同的刑罚。已然之罪中去寻求刑罚的合理限度，强调刑罚作为社会防卫手段的必要性根据治安形势的严峻与否确定量刑的幅度和基准，根据被害人的确定其行为对社会危害性的大小 并且把这些情形作为影响量刑的因素都是不合理的社会治安状况的好坏刑罚的轻重某人杀死一位委书记或一名有地位有声望的人，不直接成为对其处以比杀死其他人更重的刑罚，除非该犯罪人主观上有应当受到更严厉谴责的其他因素。我国有的学者认为，合理量刑的理论依据应当是“既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体相当又恰当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准确把握由罪行和罪犯各方面因素综合体现的社会危害程度。” 这样既满足了人们朴素的道义报应观念，又兼顾了法律报应与预防的观念未然之罪中去寻求刑罚的合理限度， 同时如果基于功利目的可以做出有利于犯罪人的选择，那么对刑与罪的比例进行的调整则更不应被忽视，例如：我国《刑法》总则中刑罚必要性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这是刑罚经济性和人道主义的最好体现。刑事法官量刑时所适用的刑种和刑期应当以足以预防和抑制犯罪为必要，也应当以足以预防和抑制犯罪为限度。即以最少量或最轻的刑罚换取最大效益的预防抑制才是合乎理性的和必要的。 综上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