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制度建设“将权力关进笼子”的根本保障.doc

规制权力：构筑反腐倡廉制度笼子的路径选择 田祚雄 杨瑜娴 （武汉市社科院，湖北武汉 430019） 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警示全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并对推进我国反腐倡廉工作作出重要部署。报告强调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严格规范权力行使、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一、科学合理的制度建设是有效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保障 虽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各异，但从本质上讲，腐败就是公权力的滥用，它常常是为了个人利益或者为了个人效忠的某个集团而滥用公共权力。[]从权力的来源看，公职人员所拥有的公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让渡的，公权力的行使理应服务于公共利益。西方国家对权力设置边界和加强监督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是权力具有扩张本性，权力天然地致力于自身的增长和张扬。人们对权力的追逐，实则是追逐权力背后所潜藏的能给自己带来的私利。二是对人性“幽暗意识”的警惕，突出表现为经济人假设和人性恶假设。私利心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动因，私利心是权力产生腐败的天然基因。无论什么性质的权力都无法完全消除每个社会成员的私利心，无论什么性质的权力都有腐败的可能。]也就是说，权力自身存在一个内在悖论，公共权力必然烙上私的印记。因为，具有公共属性的权力只能由具有特定需求的人，或者由人组成的机构来行使。[]作为公意权威体现的权力由于受到个体需求的影响，其行使必定趋向于发生变异。当然，权力自我扩张和人心自利的本性并不必然使腐败现象发生。人既可以通过自制他律来抑制私利之心，也可以放任甚至恶意彰显自己的私利之心。私利心转化为具体的社会行为，需要主客观条件的共同作用才能达成，通过内在的价值观引导和外在的行为规范约束。]而“没有任何限制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特权、专权和极权。”[]显然，腐败行为的发生就是权力运行规范的失效（客观因素）与行为人私利之心的放纵扭曲（主观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就是腐败得以发生的内在机理。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无非两种途径：自律和他律。心理学研究表明，理念支配行动，人们发自内心地认同某种理念，就能焕发出规制自己行为的强大而持久的内驱力、源动力。同理，人们一旦真正认同廉政理念，就能形成强大的拒腐防变的自律屏障；其廉政制度设置、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的科学合理安排，就能形成一种“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强大他律机制与环境。但无数正反案例告诉我们，人性是有弱点的，依靠道德自律固然对一部分人能起作用，但不能对所有人在所有情况下都寄望于道德自律。规制权力还是制度更靠得住。因此，必须将公权力装进用严格科学的制度编织的牢固铁笼中并“通上电”，通过制度建设强化他律才是治本之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反思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对制度建设给予了特别关注。邓小平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胡锦涛同志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建设好、管理好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建设的背后是执政价值的理性选择。一方面制度反映着特定的价值理念和目标，另一方面制度的确立和有效运行也依赖于一定的文化价值理念的认同。有专家认为，运动反腐大体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权力反腐大体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际相适应，而制度反腐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健全相适应。制度反腐不是用纸上、嘴上、墙上的条条款款反腐败，而是通过权力结构的改革，以新的权力结构来反对和预防腐败。[] 十八大报告非常重视制度建设，报告原文论及制度、机制、体制高达近200次。强调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要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强调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任何人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等等。报告还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制度设计。如果说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改革就是第一动力的话，那么制度该是第一保障。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不仅是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保障，也是全面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障。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最大的制度建设已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