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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的内涵、源流、形态与防治研究 2015-06-25 15:17?来源：?《船山学刊》(长沙) 作者：?周发源 官僚主义是困扰人类社会的一大顽疾，给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害。官僚主义的本质内涵是什么?它是怎样产生发展的?它在各个历史时期是怎样繁衍变化的?如何与它进行有效斗争直至把它消灭?政治领袖、学界精英、社会大众都对此进行了研究和回答，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与之斗争，虽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但并没有形成广泛共识，斗争成效也起伏变化。因此，对官僚主义进行再研究，探讨它的内涵、源流、形态演变，在此基础上提出防治对策，是必要的。 笔者认为，官僚主义缘起于社会分工。社会分工是指人类从事各种劳动的社会划分及其独立化、专业化，既包括不同领域生产劳动的分工，也包括各方面管理与被管理的分工。社会分工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提升，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但同时也出现了分工的严重“异化”，特别是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分工中，“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对抗”[1]，服务社会的管理职能“异化”直接导致了官僚主义的滋生。以社会分工为视角，从历史与现实的视界、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中国与西方的交合点，对官僚主义的本质内涵及其生成机制加以系统研究，对其衍变形态加以梳理，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综合防治的对策，对于深化对官僚主义的理论研究，揭示官僚主义生成变化发展的规律，探究反官僚主义的策略等，均具有重要价值。 一、官僚主义的本质内涵 界定官僚主义的内涵，首先要了解官僚(bureaucrat)与官僚制(bureaucracy)的一般意义。古代中国赋予“官”的意义最初就有管理，《礼记·王制》中就有“官者，管也”的表述。那么，何谓“僚”?《左传》记载，“同官为僚”，“群官为僚”。可见，官僚是指由于社会分工而出现的社会管理者群体，他们是产生官僚主义的主体。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条件下，官僚的性质和权力来源有所不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指出，传统专制社会制度下的官僚，就是指那种“日益同社会脱离的权力的代表”，需要依靠“特别的法律”来保证其“享有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2]列宁认为，在阶级剥削社会，官僚指“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特殊阶层。”[3]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构成政党和国家权力组织的社会管理者，与专制社会的官僚存在着本质不同，其权力来源、价值取向、地位归属与旧社会官僚存在着本质差别，他们是人民的“公仆”。概而言之，作为统治阶级统治工具而存在的官僚，是一个特定的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的管理阶层；而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官僚，是指掌握一定公共权力并获得一定的薪酬，从事国家事务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的群体，是社会的管理阶层。 官僚制(bureaucracy)是权力依职能和职位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管理方式和组织体系，亦称科层制，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他认为，任何组织都是以某种形式权威为基础的。依据人类秩序的历史逻辑进路，韦伯认为官僚制是以“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legitimacy)权威为基础，为社会系统管理活动、管理者权力行使提供了正式的现代组织载体和规则。“官僚制是现代文明所内含的维持法律、经济和技术理性的必要条件或者组织手段”。[4]就其法律理性而言，强调官僚制组织的权力来源和运行规则源于法律规定，官僚行为及其相互间关系受规则制约，按法律和规章对待工作和业务交往，人身依附关系因管理标准与程序而弱化；其经济理性乃指组织内岗位均有明确的职责，官僚依据分工专精于个体职责，整个组织追求指挥统一、权责清晰、分工科学、运转协调等经济效率原则；其技术理性是指组织注重运行的技术化程序与手段，倚重专家知识和官僚系统化培训，促进管理方法和途径的科学化与合理化。官僚制设计尽管建立在理智化的逻辑上，但难以摆脱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分裂的实践困境：层级无节制无限制增多造成效率降低，指挥统一演化为权力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组织系统内政令不畅推诿扯皮，规则限制内的活动充满着利己主义和排他性，官僚帮派和利益集团滋生，官僚私欲膨胀后贪腐现象层出不穷。总体上说，官僚制是迄今为止的人类行之有效的政府组织管理形式，本身不等于官僚主义。孕育生成一套官僚特权“样式”：政治生活日益脱离群众，追求权力最大化；经济生活崇尚物质奢靡，追求利益至上；文化生活追求精神上和感官上的刺激；日常生活享乐主义欲望愈演愈烈。当这种“官僚病”的危害超越官僚制本身形式合理性带来的合法性时，官僚制必然导致官僚主义泛滥。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在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上，我们是‘极端’革命的。但在尊敬上司，遵守公文处理形式和礼节上，我们的‘革命性’往往被腐败的因循守旧的习气取而代之了。”[5] 关于官僚主义(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