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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维角度解读英汉文化因素翻译 　　在英语和汉语这两种语言的相互翻译中，我们不难发现，造成人们理解上困难的原因不是因为语言本身存在的诸如词汇、语法等方面的问题，而是这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因素。这种文化差异导致在翻译过程中的误解、误译问题的出现，由此可见，语言文化差异对于英汉互译有着重要的影响。 　　翻译是连接两种文化之间的纽带，因此，要想达到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就必须做到结合这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而不是脱离文化背景，仅从词汇和句子的角度来翻译。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没有任何一门语言能够离开文化而独立存在。研究分析英语和汉语的文化因素及差异，对人们交流和翻译两种语言有着深远的意义。由于中国和西方英语国家在地域文化、风俗民情、宗教文化、历史典故及价值取向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英语和汉语之间的相互翻译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需要从文化因素的不同对两种语言互译产生的障碍这一角度深入对比分析，而非仅仅从语言层面看待这些困难。 　　首先，我们看看地域文化因素对于英汉互译的影响。第一，生存环境因素。由于英语国家的地理位置特征，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现实生活中，英语民族的生活多和海洋打交道，英语中有大量有关航海的词语。例如：“able seaman”（一级水平），“be left high and dry”（陷于困境），“give sb.or sth.a wide berth”（远远地躲开）等。可见这些谚语多和航海有关，代表岛屿文化。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则以陆地为主，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例如：花钱浪费，大手大脚，英语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而汉语是“挥金如土”。汉英之间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词语之间没有完全的对应。还有汉语中许多关于山川、四季、农耕等方面的习语，在英语中难以找到现成的对应词。例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译法是：One has a sudden glimpse of hope in the midst of despair.在这个句子里根本找不到山、水、路、柳树、花、村等词的对应形式。 　　第二，生存方式因素。由于中国长期农耕生活的影响，汉语中产生了大量与“食”有关的表达形式，这在英语中比较罕见，也没有对应的形式，例如：“他抢了我的饭碗”，如果不了解中国文化，读者就会产生误会，一般可翻译成：He’s taken my job from me.翻译得更生动一些可译成：He’s taken the bread out of my mouth.在英国，面包（bread）、黄油（butter）、果酱（jam）和奶酪（cheese）都是人们的家常食品，牛奶（milk）、啤酒（beer）等是英国人所喜爱的饮品。因此，围绕这些主要食品产生许多习语，辐射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如：“earn one’s bread（赚钱糊口）”，“big cheese（大官；大人物）”，“money for jam（容易赚的钱；容易做的事）”，“small beer（无关紧要的小事；小人物）”等。 　　第二个方面是风俗民情文化因素对于英汉互译的影响。西方人是十分喜欢动物的，比如：“dog”这个单词，无论是西方国家的人还是中国人都养过狗，但是狗在中西文化传统中体现的价值观念是大相径庭的。在英国和美国，人们把狗当做十分忠诚的伙伴，甚至是一生的情感寄托，所以英语当中有许多褒义词和成语都是和狗有关的，例如：“Love me，love my dog”是爱屋及乌的英文意思；“Top dog”则是最重要的人物的英文意思。相反，在中国，人们觉得狗是让人厌烦的低等动物，总有低人一等的卑贱含义，所以一些成语如“狗急跳墙”，“狼心狗肺”，“狗胆包天”等都是贬义性极强的词语。 　　第三个方面是宗教信仰因素对于英汉互译的影响。西方人普遍信仰基督教，在他们眼中，上帝创造了万物，所以很多谚语都是和上帝（God）有关的，比如：天佑自救者的英语翻译是“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然而在中国，大部分人都信奉佛教，所以在人们心中的神便是“老天爷”，正因为佛教的影响，中国人认为红色是吉利的意思，白色是祭祀的颜色。人们会在结婚、庆典等欢喜的场合选择红色，因而翻译“红”时最好选择吉利的词汇。比如：汉语中的“开门红”，英语的翻译是“get off to a good start”；“满堂红”相对应的英语是“success in every field”。 　　第四个方面是历史典故对于英汉互译的影响。在中国的历史中，重要的历史人物如诸葛亮，他在中国人的心中就是智慧的化身。“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其中“臭皮匠”这个词和诸葛亮是什么关系，西方人不可能清楚，如果仅仅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