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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更应注重习性培养 　　体育是习性教育的基础，也是人生发展的基础。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世纪之问，至今仍然尖锐地直指中国教育之痛处，引人深思。笔者认为，从技术角度看，我国教育的最根本问题源于唯分数论和应试思维。反映在社会上，我们可以看到，各类富豪排行榜上都不曾显现各个名校“尖子生”那“出类拔萃”的姿态。 　　在一期名为《最强大脑》的综艺节目上，中意两国记忆天才同场竞技。在比赛的高潮，两个异国的12岁男孩都落泪了，这个细节格外引人深思。当时，中国队的孩子李云龙忽然失控大哭，因为“记对了却摆错了（本应按顺序摆回原位的玩偶）”。主持人、嘉宾、孩子父亲都冲上台来抚慰他，甚至科学代表也打破规矩，容许他重新复述而不是按已完成的摆放顺序来验证。这时，从登台到最后一直表现得轻松平静的意大利队男孩安德烈，在对手大哭时竟也湿了眼眶：“他那么伤心，我真为他难过。”表面看，这一场精心组织的综艺性“国家级”对决里，中国天才们秀出了强大天赋，最终胜出，然而，两个孩子截然不同的眼泪――因失误而崩溃的中国孩子的脆弱，对比意大利孩子的同理心――却照见着我们教育的失败。 　　后来主持人访问两个孩子，得知李云龙将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充满了压力；而安德烈可以享受周末两天休息，每天下午享受他最爱的足球，然后带着轻松的心情去学习。 　　不敢相信，天天玩足球竟也能“玩”出天才？ 　　如果你去青少年夏令营看看，你会发现更有意思的事。在暑假的各类夏令营中，中国孩子的体能体质跟别的国家孩子比差远了，小胖子比比皆是。那怎么把体质搞上去？凭着中国“一试就赢”的思维――中考增加了体育考试。应试教育下，学习挤占学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即使重视体质，也只是单纯地为了得到高分，忽略了体育最根本最重要的育人功能。 　　北大第一任校长蔡元培老先生曾说过，“完全人格，首在体育”。实际上，古今中外对体育都是非常重视的。中国古代的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御”在里面占了三分之一。反观我们进步的现代社会，小学生一个星期大概上三十节课，如果按古代的标准算，一个星期的体育课大概要十节，也就是一个星期里用两天时间来上体育课，听上去很幸福、很好玩，但我们做到了吗？ 　　中国近现代有几个家族非常厉害。其中宋耀如家族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个家族出了三位“国家”元首：中华民国开国大总统孙中山，中华民国委员长蒋介石，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宋耀如和夫人从不溺爱孩子，“简直像对男孩子那样对待女孩子”。他们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实践者，遵循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的教诲，并借鉴斯巴达式训练勇士的方式。宋耀如夫妇对孩子们实行近乎严苛的生存训练和意志训练，他们要求孩子“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在雨横风狂的日子里，宋耀如带着孩子们顶风冒雨，忍饥挨饿，在野外徒步跋涉，以此锻炼孩子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这就是体育教育。为什么这个家族可以出那么多人才？正如蔡元培老先生说的，体育是人格的教育，是最顶尖的教育。 　　国外对体育也相当重视。在美国，一般老百姓觉得体育是锻炼人格的活动，不只是强身健体。日本小学体育教育重视规则意识、团体意识和挑战精神。日本非常重视体育，但不考试体育。2000年的一次日本之旅让我体会到体育中蕴含着深刻的育人哲理。那一年我在名古屋参加中日文化交流团，正巧碰上有一个学校组织登山。登山本是一项快乐的运动，但那个登山队不幸遇上了雪崩，有一个孩子遇难了。家长闻讯跑到学校，没有喊没有闹，反而对老师们鞠躬，老师们也相应地鞠躬回礼。试想一下，这样的事故如果发生在中国的学校，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和影响？ 　　伊顿公学是英国最有实力的贵族中学，造就过20位英国首相，培养出雪莱、乔治?奥威尔、凯恩斯，也是英国王子威廉和哈利的母校。这所学校对体育教育高度重视，学生们上午上课，下午自由活动和棋类博弈。学校甚至有一句口号：运动第一，学习第二。体育本质上就是人格教育。 　　我国的教育正静静地经历着历史性的转折，尤其是基础教育，从整体上进入了更加注重内涵、更加注重人格培养的新阶段。《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立德树人”，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在笔者看来，“体”就是“德”，单纯地讲“德”太虚，太枯燥，“德”应该放在这四个字的最后面，把“体”放在最前面。 　　归纳起来，体育有三个重要作用。第一，增强人的体能；第二，经历体育活动的过程，人们可以习得一些技能；第三，塑造人格。其中，“人格”是最重要的。目前，我国体育教育只重视技能和体质，忽视了学生团队合作、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精神等人格的培养。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中国体育出现了“二不起”“三可以”“三不行”现象。 　　“二不起”，即输不起，等不起。“输不起”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