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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型发展的理论分析 　　摘要： 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将关系到中国未来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可以预见，这项举措会如同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高校扩招，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一样，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然而，支撑转型发展的理论基础是否完整、合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成功经验如何借鉴，应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人文教育的地位如何得到保障，这些问题都还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 　　关键词：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应用人才培养；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人文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6）05-0118-03 　　收稿日期：2016-07-20 　　基金项目：2015年度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大委托课题“湖南应用技术型高校标准体系研究”（XJK015ZDWT001）。 　　作者简介：彭道林（1969-），男，湖北天门人，教育学博士，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基础理论研究。 　　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变（简称转型发展）的工作已经启动，转型发展事关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结构调整，因此，对于转型发展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以及在今后实践中的不断反思是必要的。 　　一、转型发展的理论基础分析 　　支撑转型发展的理论基础仍然是高等教育应该适应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要求。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年第1期发表了展立新、陈学飞的长篇学术论文《理性的视角：走出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历史误区》，此文从理性的视角出发，对于高等教育“适应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如果说，......高等教育‘适应论’是一种无奈的历史选择，那么对高等教育‘适应论’的突破与超越，也同样是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1]。此文一经发表，即引发了高等教育学界对于“适应论”热烈的学术争鸣。杨德广认为，“高等教育‘适应论’是经济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必然，是高等教育生存和发展的必然......”[2]（P135）并非历史误区，“‘认知理性’对于从理性分工的角度审视教育，寻求真理，建立和健全国内学术市场有积极的意义......但它属于理性的认识论、思维方式的范畴......不能超越和取代‘两个规律论’和‘适应论’”[2]（P148）。王洪才称，“‘理性视角’在解释高等教育本质时并不恰当，从而也无法实现超越‘适应论’的愿望”[3]（P148），“‘理性视角’有助于‘适应论’的丰富和完善”[3]（P143）。冯向东教授明确“赞同走出高等教育‘适应论’，因为它是受特定年代计划经济和传统理论模式影响的历史产物”[4]（P172），并指出，“走出高等教育‘适应论’意味着探索中国自己新的历史时期的高等教育哲学”[4]（P179）。 　　其实，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对“适应论”早有批判，“适应环境的全部理论在我看来是极端错误的”[5]（P1533），“如果社会是坏的……这个制度将以同样坏的目的为目的。这个制度使一个人坏到成为一个坏国家易于驾驭的国民”，“这可能是一个训练的制度，但它不是一个教育制度。这样说似乎更加清楚，教育的目的是改善人，任何制度要想使人变坏的不是教育，而是别的什么东西”[5]（P1534）。 　　笔者认为，高等教育“适应论”并不适应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出“适应论”是必然的。杜威说：“教育的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没有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6]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自由教育其目的也还是在使本有自由的人，更好地享有自由、发展自由、创造自由，而这种目的仍然是“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从亚里士多德到杜威，都认为教育没有什么外在的目的，目的均为内在，均在人身上，不存在要去适应其他的东西。 　　笔者在此无意对“适应论”作进一步的讨论，所想表述的是，高等教育是否需要去适应经济的发展，在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界是有学术争议的，以此作为转型发展的理论基础，是否合理、是否完整，尚需斟酌。 　　二、转型发展的实践基础分析 　　提及应用人才培养，很多人都会想到德国的应用科学大学。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以实践为导向、快捷的职场通道和创意性的教学[7]等显著特征，为德国的工业发展和产业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人才培养模式闻名遐迩，也是我国转型发展所借鉴的模式之一。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有几个特点是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 　　1.师资要求。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对于师资一般要求博士毕业，5年实践工作经验，其中在大学之外工作3年以上[8]。如此高标准的师资要求，在我国的“985”、“211”大学也很难完全做到。没有高水平的师资，很难培养出普遍高水平的人才。我国地方本科院校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师资队伍的质量，可能要转型发展的地方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