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荣辱思想与当代党员荣辱观.docVIP

董仲舒荣辱思想与当代党员荣辱观 汉武帝初期，在经过了景帝时的七国叛乱后，国内诸侯分裂的局势得到遏制，国家开始出现趋于统一的形势，汉武帝听取了董仲舒关于政治统一和思想统一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结束了分裂，实现了统一，真正建立了一个强大、稳定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 董仲舒的伦理思想核心是“三纲五常”，他的荣辱思想也主要体现在其中。“三纲”是指人们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种基本的社会人伦关系时所应持有的根本原则。自孔子起的先秦儒家就非常注重社会人伦关系,并对人伦关系的双方提出了相应的规范要求,董仲舒则采用了韩非最早提出的“三纲”之说,将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社会人伦关系明确规定为统治与从属的等级关系,从而更多地强调为人臣、人子、人妻的义务，当这种义务内化成为人们的道德观念、并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时，荣辱观念便产生了。这种荣辱观对于稳定当时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董仲舒的荣辱思想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以忠孝为荣，以不忠不孝为耻。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各国混战不已，国家政局极不安定，各诸侯国的实力在战争中此消彼长。当时绝大多数想有所作为的士人回避了在五帝三王时便已教导的“忠孝”思想，而选择了“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的现实捷径，功名利禄的驱使，使他们抛弃了“忠孝”思想。后秦国一统天下，悉遵法家之语，专行法术，摒弃德教，远离仁义，故尔“忠”终不可得。 由此可见，“忠孝”之德行不流行于世，已有五百年之久。 儒家提倡忠、孝，如孔子在《论语·八侑》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论语·为政》中，孔子回答了子夏、子游、樊迟等人对“孝”的疑惑，说：“孝、慈则忠。”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的“忠孝”思想，认为“君臣之礼，若心之与体，心不可不坚，君不可以不贤；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1]董仲舒对儒家“忠”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表现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将“忠”作了神秘化的解释，将先秦儒家对忠的内在德性诉求移向为外在规范的强迫要求，他在《春秋繁露·五行对》中论证道：“地出云为雨，起气为风，风雨者，地之所为也，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命若从天气者，故曰天风天雨也，莫曰地风地雨也；勤劳在地，名一归于天，非至有义，其庸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董仲舒还阐发了“一中”为“忠”，“二中”为“患”的思想，董仲舒指出：“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贱二而贵一。”[2]这样，董仲舒就把“忠”牵附成为从一而终式的“忠”，一种绝对的、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忠”。 董仲舒煞费苦心的论证了“忠”是作臣子的最重要的美德，那么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王就应该肯定这种美德。汉武帝执政初期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对于“忠”者，着力提拔重用，并给予褒奖和荣耀，使“忠无不报”在当时的朝廷上下形成了风气。[3]同时，对于“不忠”的惩治和对“忠”的褒奖应形成鲜明的对比,汉武帝曾明令百官举报朝廷中“不忠”的官员,对于行“不忠”之举的臣子必定治“不忠死亡之罪” 。[4]统治者用这种准制度的方式，将“忠”的观念内化到臣子的心理深层结构之中，让他们绝对地忠于君主，效命于朝廷。 所以，在这种“推进光荣，褒扬其善”的社会氛围中,“忠”的践行确也达到了“助”君王之“明”的目的。[1]在汉代历史中,“忠”的典型可谓不胜枚举,许多忠臣的事迹也十分感人，其中,东汉赵苞“杀母全义”的事迹最为著名。赵苞，东汉灵帝时为辽西太守，镇守边关，威震边胡，做辽西太守的第二年，他遣人准备将妻儿老小接到辽西，在经过柳城时，不想正好遇上上万的鲜卑人入关抢劫，并掳走了赵苞的家眷，赵苞率两万步骑兵与贼兵对阵，这时，敌方将其家小带到阵前作为人质，赵苞对他的母亲说：“昔为母子，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唯当万死,无以塞罪。”其母亦大义凛然，说：“人各有命，何得相顾，以亏忠义！”赵苞于是率兵陷阵，大败胡兵。当然，他的全家老小也无一幸免。忠孝之间的痛苦抉择，使赵苞无法弥补内心不能尽孝遗憾，不久便痛楚吐血而死。 从这一事例中，我们可以一窥“忠孝”二字在当时士人心目中的地位，充分说明了董仲舒的荣辱思想在当时士人心理深层的内化、固结。 二、以仁义为荣，以不仁不义为耻。 董仲舒的仁义观，是对先秦儒家仁、义思想的扬弃。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是“爱人”。 [5]这是对“仁”的内涵最本质的界定。“爱人”要求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做到爱一切人，与一切人亲和友善。“仁”在道德行为上表现为孝、悌、恭、宽、信、敏、惠等美德，在人的性情上表现为刚、毅、木、讷等美德，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