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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大学评议会制度探究 　　摘要：加拿大大学评议会经历了体制借鉴、本土融合、改革修正的发展阶段，在组织规模、成员构成、组织架构、会议制度、议事规程等方面形成了完善的制度安排，显现出职能广泛、成员多样、注重培训、权力渗透等特色。未来发展上，加拿大评议会将专注自身评估和监督，加强治理角色和有效性审视，理顺相关工作机制，探索更加完备的治理制度。 　　关键词：加拿大；评议会；制度；治理 　　评议会（Senate）①是加拿大大学治理主体中的重要部分，是大学学术政策制定和学术事务决策的权威机构，是以教师为主导的学术共同体参与大学治理的主阵地，在提升和捍卫学术自由、促进大学教学研究及学术功能释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保障作用。与其他联邦制国家有所不同，加拿大没有设立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机构或者质量保障机制，政府将绝大部分学术质量监控权交给了大学[1]。大学享有高度的学术自治，能自行推动内部学术组织和相关机制的改革，而很少受校外因素的驱动影响，这为探究加拿大大学评议会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挖掘其成熟经验和有效做法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 　　一、加拿大大学评议会制度的历史沿革 　　评议会作为大学职能部门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随着一批大学的建立和兴起，出于保证教学工作有序进行的目的，一些大学在董事会授权下，设置了包括教师和行政人员的评议会，对学术事务、学生管理、学位授予等进行常规管理。从总体看，早期评议会已经有了组织的基本雏形，不过，人员构成单一，缺乏清晰的管理框架和原则，尤其是没有对董事会和评议会的权限进行明确的划分。1906年，费拉菲尔委员会（Flavelle Commission）提交的《多伦多大学草案》（A draft University of Toronto Act）被公认为正式确立评议会作为大学治理结构重要一极的标志。费拉菲尔委员会对大学内外部治理的边界问题进行评估调查后，借鉴英美管理体制经验，结合本国大学治理实际，将大学治理权威委派给主要由政府任命的威望人士组成的董事会，同时，保留主要由资深学者和学术管理人员构成的评议会，并在两者之间实施分权制度，董事会被定位为大学最高管理决策机构，评议会则为大学最高学术管理机构，这种明确的管理结构很快通过安大略省政府的批准并在上世纪50年代被西部新建大学采纳。[2] 随后，逐步发展成为加拿大最具共识的两院制（bicameral）治理模式②。 　　20世纪60年代，评议会制度进入改革分水岭阶段。这一时期，受民主思潮兴起的影响，教师和学生权利意识高涨，强烈要求扩大在大学治理中的参与角色并增强治理信息的公开和透明。1966年，加拿大大学联盟（AUCC）、加拿大大学教师联合会（CAUT）共同建立达夫-伯达夫委员会（Duff-Berdahl Commission），对大学的组织架构和治理实践展开了审查和评价。提交的报告提出三点主要建议：一是在坚持两院制治理模式的基础上，评议会应集中注意力扮演好教育政策制定中的“指挥角色”，日常的管理事务应留给校长和其他管理人员；二是扩大参与治理的群体，在董事会中增加教师代表席位，给予学生在评议会中的发言权，同时增强董事会和评议会的沟通协作；三是要求整个治理过程更加公开、透明。这份报告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促使大学达成了更广泛的共识，即大学应该相对自治并在共同治理（shared governance）机制中发展运行[3]。报告还推动大学在内部治理改革上迈开了跨越性的一步，几乎所有大学都在此后修改了治理结构，包括扩大评议会成员中的教师和学生代表数量。比如学生占评议会的比例从1955年的少于1%上升至1975年的14%，教师比例与其基本持平；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也得到大幅提高，1967年，大学评议会没有对外开放会议，而到70年代初，大多数大学评议会会议向公众开放。[4]多伦多大学在这一时期放弃了两院制，转而采用一院制治理模式。 　　20世纪70年代后，加拿大经济持续低迷，政府的预算削减政策刺激了教师联盟的发展，大量教师走向联合，至 90年代，教师联盟和校方达成了契约式协议，内容涉及与教师利益密切相关的工资、晋级、工作量、工作环境等方面[5]，这使得校方在决策前，不得不增加对教师联盟意见的考虑。如果治理改革进程表示一次建立平衡的决策参与形式的尝试，那么教师联盟无疑转变了这种平衡。[6]评议会不再是教师利益的唯一代言机构。1993年，加拿大大学治理独立研究小组（ISGUG）在回应这一现象时，表示支持教师联盟在学术治理中的积极角色并认为他们能够增加评议会的重要性。事实上，教师联盟的发展和壮大给评议会的权力带来了挑战，促使评议会制度进一步修正，尤其是曾经属于学术政策范围的调任、终生制、晋升政策，成了共享权力的组成部分（共享权利由董事会最终解释）而不再是评议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