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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信仰调研报告 逾二十年的全民普法工作在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距离时代的要求、人民的需要还有很大的差距。一方面表现在：一些地方和单位部门对普法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的认识不高，对这项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有些公民甚至党员干部，法律意识不强，时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皇皇一个“法有关系亲疏之分”“法为有权者所用”的现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普法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的社会效应；另一方面表现为：国民教育中侧重公民义务的教育，忽视了公民权利的教育；侧重法律条文的单向灌输，忽视了法律素质的养成。 时代在发展，人们更加关注自身的权利、尊严，关注人的生活和生存质量，关注利益协调与社会和谐，因此，人们渴求公允、善良的期许就大部分寄托于法律来平衡，也因此，构建法治信仰就成为法制建设事业的基础和贯穿于实践中的灵魂因素 首先是立法环节。在社会管理的多数方面现行立法层面仍处在构建枝干的阶段，实践中很难发挥有效应对社会实质需求的作用。例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率需要的行政收费法、行政强制法、行政程序法、政务信息公开法等，都还没有制定出来。同时，地方各级权力机关的立法作用发挥不明显，欠缺主动立法的理念和信心。地方权力机关本身就应该是一级重要的立法机构，是基本法律有效实行的推动者和监督者，地方性法规应该是最具有鲜明特色的法治宝典，成功的地方性立法又能为国家立法技术的不断完善提供最鲜活的素材，但可惜的是现实的地方权力机关的行政性质偏重，法律人才缺乏，日益成为一个彰显单一职能的议事机构，甚至惟命是从，此现状完全有悖于宪法规定。通过立法来呼应群体需求，既能深化有法可依，又能为群众的法治信仰提供对应的保障。 其次是执法环节。由于我国的体制原因，政府承担着大多数的社会执法功能，对侵权行为的司法救济也往往与行政权力的实施不构成自然过渡，因此，依法行政必须成为政策执行者、执法者的首要工作原则。行政权来源于法律的确认，行政权的实施必须以法律(这里指广义的法律、规章)为依据，当法无明确规定时，则应以法的原则、精神为依据，在涉及到公民群体或个人时，则必须切实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而不能为行政权的便利实施去人为地宽泛地、想当然地解读甚至遏制。人民群众在亲历的涉法实践中也将以法的规范、法的理念来审视事情本身，来审视相对方的法治素养，在最终的公正结果面前受到法的教育。 违法必究是一种法律结果，更是法律评价状态。只有任何违法行为都受到法律追究，才能真正实现法的社会平衡意义。这里首要强调的是执法者违法的自纠自查和社会监督，自纠自查必须以系统内的独立部门来负责，这既是一种司法技术层面的帮助，又是一种行业自律的管控；社会监督是执法者的外围监督，是以相对方合法利益为依据的精准衡量，也是人民群众参与法治建设，培塑法治信仰的积极能动，能较好地实现法制的社会目的。执法者首先要确保自身行为符合法的界定、要求，同时要依法对待相对方，切实尊重相对方的一切合法权益，确实如此才能获得令畅政通的社会效应。 程序正义促进法治的完善。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是“良法人人遵守”,程序正义是“良法”的组成部分,又是“人人遵守”的重要原因。只有人们感到自己受到了法律的平等对待才会自觉遵守法律,而程序正义恰恰要求法律实现过程中的平等公正。在这里之所以将程序正义单列出来强调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国情，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的传统法律文化和观念之中“重结果轻形式”，是中国法律的一大特点，“中国人寻求的是实际的公道而不是形式上的法律”的鲜活事例比比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完善，公民民主意识、法制观念的日益增强，人们已经逐渐给予程序公正越来越多的重视。另一方面，有些法律知识有限的普通百姓，对裁判结果正义与否的判别标准，通常是从制度上看法定的程序是否得到保障和贯彻，因此程序公正才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根本保证。如果程序的设计和实施公正，那么大多数情况下做出的实体处理会是公正的；程序公正也有着独立的价值，它本身体现着民主、文明、法治和人权的精神，并不依附于实体公正的实现而存在。良好的程序公正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应该公开透明，具有鲜明、完备的形式逻辑。第二，应当保证各方法律地位平等，不允许搞差别待遇，不允许剥夺任何一方的争辩诉讼权利。第三，必须使裁决者处于独立和中立地位。第四，应当为对立意见提供正面交锋和辩论的机会。只有坚持程序正义才能较好地引领法治公信力的构建，才能最终保障法制正义的实现。 人民群众在自身权益受到威胁、侵害时需要律师的介入，律师能为代理方的利益认真地为当事人辩护，能够起到牵制公检法部门行为不超出法律的作用。而这样的程序反而能够赋予相关结果以足够合法性，进而可能起到避免代理事宜的深度恶化，甚至起到防范再次发生群体性事件的积极作用。 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中律师也能在以下几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