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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比较教育研究之道 解中国教育公平之题 　　摘 要：孙启林，东北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教育学会副会长。孙教授1969年毕业之后留校工作，1973年被选派出国留学，曾担任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朝鲜-韩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外国教育研究》主编、韩国东亚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长期从事比较教育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北亚教育比较，涉及专业领域包括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教师教育等。为了解当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发展的新态势、东北亚国家教育的相关情况，本刊对孙教授进行了专访。在采访中，孙教授结合东北亚国家教育发展的相关经验，深入分析了我国相关教育发展所具备的优势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关键词：比较教育学研究；东北亚教育；教师；教育公平；教育梦 　　一、留学朝鲜开启东北亚教育比较研究之路 　　《世界教育信息》：作为著名的比较教育学专家，首先，请您结合您的教育背景、研究领域，谈谈您是如何走上比较教育研究道路的？ 　　孙启林：谢谢你们的采访，“著名的专家、学者”不敢当。只不过，几十年来，我就是在比较教育学科领域里，一直坚持学习、研究、教学的一名普通高校教师，一名学术期刊的编辑而已。一般来讲，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是从1960年左右开始的。特别是1964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访问欧、亚、非14个国家回来之后，建议国家根据西方大学的一些做法，在大学成立对外研究机构，为国家提供战略情报研究。因此，当时国家提议各大学根据自身特点，提出可以开展哪些方面的研究，然后汇总到中央。之后，当时的高教部、国务院外事办对此进行了汇总，并给各高校确定了研究板块，被称为“研究地图”。我看过当时下发的文件。当时，在教育研究方面，北京师范大学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比较多，以顾明远先生为首，他们重点研究苏联、东欧；华东师范大学重点研究西欧、北美；东北师范大学重点研究东亚，主要是日本和朝鲜，韩国那时候属于敌对国，不能研究。之后，毛主席又添加了几个研究方向，如对于宗教的研究。这项研究后来在更多高校得到扩大。例如，当时的杭州大学研究英国教育，华南师范大学研究东南亚一带，四川大学研究印度次大陆，内蒙古大学研究蒙古人民共和国。1964年，搭起“班子”之后，各学校的研究就开始了。当时，东北师范大学编辑了几期关于日本和朝鲜的教育情报、资料。在那时，这是件很神秘的事情，因此每一期印刷几本、送到哪去，都要进行登记，且每本都要用打号机打号。其实，那些情报都是从公开发行的报刊上翻译、编译、综合分析的资料而已。 　　之后，受政治大背景的影响，很多对国外教育的翻译和研究工作被迫中止。直至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与日本等国建交之后，我国的翻译和研究工作才逐渐恢复。可是，国务院等国家机构的翻译队伍严重青黄不接，翻译队伍里四五十岁的同志还在整夜工作。这些翻译人员具有多重身份，既是语言翻译又是文秘，白天讨论一些问题，晚上还得写简报，第二天接着做翻译。而且，由于当时高等院校多年未招生，外语院校后继无人，外语教师的业务也生疏了。在这种情况下，1973年3月，国家就选派了一大批人到世界各国留学，包括选送中年教师出国进修。 　　1971年，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随行人员去了之后对朝鲜印象非常好，说朝鲜教育做得非常好。当时，国务院教科组相关研究机构找到我们朝鲜教育研究室，要求提供朝鲜教育情报。可是，于1964年组成的朝鲜教育研究室人员因“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基本停止了工作，大部分人已经分散，或从事其他工作了。学校临时找来原教研室的教师、带几个朝鲜族学生翻译朝鲜报刊，整理资料然后就把报告送上去了。出于研究的需要，1973年，国家往国外派送留学生，就给了我们学校两个名额，即把我和另外一个刚留校的青年教师选去了。我是政治系毕业，当时在校办宣传部工作，后来就去朝鲜留学了，四年没有让回国，毕业回国之后就开始从事比较教育研究。 　　《世界教育信息》：作为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前所长，请您谈谈研究所的研究特色和优势。 　　孙启林：我们研究所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东北亚区域教育比较研究，国别研究主要是日本、朝鲜、韩国，以及苏俄。当然，现在各校已不受那时规定范围限制了。研究的专业领域包括比较教育思想理论与方法、国家教育战略与方针政策，以及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教师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等。研究主要从国别入手，逐渐向学科辐射，如研究韩国教育的同时辐射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还设立了一个朝鲜-韩国学研究中心，一个“班子”，两个牌子，开展有关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的研究，向国家提交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报告，获得了国家各级领导及相关部门的指示与赞扬。 　　二、中国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