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燕从婚姻家庭看汉代妇女的地位.docVIP

李晓燕 从婚姻 家庭看汉代妇女的地位 　　婚姻、家庭关系是社会的基础结构之一，探讨这一问题对于厘清社会性质大有裨益，因为透过婚姻、家庭的层面，不仅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社会风气的转移和潜在的社会意识，而且从其样态中可以看出更深远的文化和社会的特性。在婚姻、家庭中，妇女又有着颇为特殊的地位，这不仅是由于性别及性别心理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妇女的生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面貌的缩影。 　　汉代妇女的生活处境和春秋战国时期相比，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逐渐突破礼制的桎梏，同时沿袭了远古自由的社会风气。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妇女的地位非常低下。妇女往往被视为玩物或附属品而任意送人。男女婚姻地位界定森严，不仅表现为配偶数量上的不对等，也表现在夫妻权利义务的不平衡：夫尊妻卑，丈夫居于中心而妻妾拱卫于四周；丈夫单方面握有终止夫妻关系的权利，称之为“绝之”或“出之”。虽然《礼记·曲礼》规定“娶妻不娶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但是，整个春秋充斥着的是混乱的婚姻关系，如不讲辈分的婚姻和中表婚等在史书中比比皆是。《春秋左传·文公十六年》就记载了一桩祖母与庶孙的离奇婚姻：“宋公子鲍美而艳”，宋昭公的祖母“襄夫人欲通之”，公子鲍不同意，而其庶兄“昭公无道，国人奉公子鲍以因夫人”。这种稀奇古怪的婚姻尽管出现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时代，但除了反映当时婚姻关系的混乱，并不能证明妇女享有较高的地位。实际情况是，妇女无论婚前婚后都要从属于男子，《谷梁传·隐公二年》明确提出了“三从”之教：妇女“从人者也。妇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襄公三十年，宋共公夫人宋伯姬严守妇道，保姆不在不夜行，结果被火烧死。《谷梁传》对此讴歌“伯姬之妇道尽矣”，这和后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已无实质区别。 　　追溯前事，我们在痛感妇女地位卑贱的同时，也要认识到礼制的规范要求和实际的生活态势并不完全一致，如贞节观念的淡薄和婚外性关系的随意就是对“贞女不更二夫”的挑战；按礼制规定，“戎事不迩女器”，而晋厉公出猎，却“与妇人先杀而饮酒”。此外，未婚男女拥有一定的社交自由。《周礼·媒氏》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司令男女之无家者会之。”可以说．这些远古遗风基本都被汉代妇女所继承。 　　汉代是封建婚姻的确立时期，礼教也处在逐渐下移和渗透的阶段，婚姻制度和习俗远没有后代严密。汉代统治者和儒生虽然也提倡贞节观念，但不过将之作为一种品德来宣传，还没有形成强大的舆论约束，此时妇女在许多方面享有较高的权利和自由。 　　 　　一、婚姻自主 　　 　　汉代妇女在婚姻上虽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印记，但已经体现出某种程度的自由。 　　首先，可以自主婚姻对象。平阳公主和卫青的婚姻就是公主“风白皇后，皇后言之，上乃诏青尚平阳主”；临邛富家女子卓文君和穷才子司马相如私奔的故事，也曾传为千古佳话。东汉时的孟光三十不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父母遂从女愿。孙坚欲娶吴氏女子(后来的孙夫人)为妻，吴氏亲戚“嫌奸轻狡，将拒焉”，夫人却以身相许，并表示“如有不遇，命也”，最终许为婚。 　　其次，可以“求去”，即主动解除婚姻关系。朱买臣的妻子因买臣家贫，在他四十岁时请求离异；外黄富人女已婚，为求贤夫，离婚嫁给张耳；淮南太子迁妃以太子长期不跟自己同床而求去，都说明妇女有一定的自主权，和唐以后不得擅去大不相同。而且法律也保障这种权利，认为女子求去的理由有：男子恶疾、男子家中贫困、丈夫操行不良等。 　　再次，可以改嫁或再嫁。孔光曾说：“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这个“义”指的就是结成夫妻关系的情义，情义已断，妻子就可以改嫁或再嫁。现实中，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卓文君结识司马相如之前就寡居在家，陈平之妻“五嫁而夫辄死”，最后又嫁给陈平。改嫁或再嫁在社会上蔚然成风，就连皇族也不嫌弃已嫁之女，如高祖的薄姬原是魏豹之妾；景帝王皇后先嫁金氏，已生一女而又入太子宫；王皇后之母臧儿先嫁王仲，再嫁田氏；宣帝外祖王媪、元后母李氏、傅昭仪母等都是改嫁者。公主再嫁也不乏其例，平阳公主先嫁曹寿再嫁卫青；敬武公主先为张临妻，又嫁赵钦，再嫁薛宣。汉代对于妇女改嫁和再嫁表现了出了相当的认可，江苏扬州仪征101号汉墓《先令券书》记载：墓主之母与墓主之父结婚生育四个子女，对此，墓主认为理所当然，自称“有三父，子男女六人，皆不同父”。杨树达先生曾在《汉代婚丧礼俗考》一书中说，汉代妇女“夫死，妇往往改嫁”，“虽有子女亦然”，“且有携其子女往改嫁之家者”。 　　 　　二、家庭和谐 　　 　　汉代妇女在家庭中地位也颇高，夫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相敬如宾。《汉书·张敞传》载：张敞为妇画眉，并说“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一时成为夫妻和美的典实。梁鸿之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