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第一章(下)：第三节司马迁与《史记》详解.pptVIP

第三节 司马迁与《史记》 一、《史记》的成书是传统史学确立的标志 梁启超曾说：“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也。” 金毓黻认为“吾国史学，萌芽于孔子、左丘明，而大成于司马迁、班固。” 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 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他认为“春秋战国之际，儒墨并起，百家争鸣，其所著述，亦多称引远古的传说神话，以自实其说。《尚书》、《国语》、《战国策》之类的著作，且已接近于有系统的历史记录。以后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卿大夫的世系所出。更后又有《楚汉春秋》，记楚、汉之间的史实。但这些著作，或纪年为录，或分国为史，或仅记世系，或截录断片，皆系支离断烂的著作，并未构成一个整体的历史系统；而且写著的方法，亦无一定的成规。至于诸子的著作，则不过借史料以为其立论之根据或例证而已，更无所谓体例。所以我说汉以前，写著历史，尚不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写著历史之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即所谓历史学，在中国，是始于天才的史学大师司马迁。”[1] [1] 剪伯赞著：《史料与史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114页。 即便把孔子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史学家”、“中国史学的开山祖师”的李颖科也不否认司马迁仍是“中国的史学之父”。（《孔子与中国史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 齐思和、张广智、陈其泰三人都是把司马迁和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西方的史学之父）相提并论。 齐思和说：“司马迁是中国的史学之父，中国史学的奠基者。”“在我国历史学成为一个学术部门，实是从司马迁开始的。”（《中国史学史论集》收：《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 张广智：司马迁是中国的“史学之父”。（《西方史学史》第22页） 陈其泰认为在传统史学的创始、奠基和确立的三个阶段中，司马迁是奠基者。（《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传统史学确立期和转变期比较》） 又，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也是把司马迁《史记》的成书作为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成熟的时期。“编年体的《左氏春秋》成书，标识着古代史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纪传体的《史记》成书，便更进一步标明了古代史学达到了成熟的阶段。”[1] 白寿彝把先秦作为史学的“童年时期”，视秦汉为“成长时期”，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史上以历史家著称的第一人”（白寿彝著《中国史学史论集》第59页）。 [1] 王树民著：《中国史学史纲要》，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7年9月第1版，第52页。 由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尽管在创始、奠基和确立的认识上他们有差别，但至少都认为到司马迁时，传统史学的发展才走向成熟。 可见，很多人在进行中国史学史分期时，是把秦汉与先秦分开的，司马迁的《史记》往往是作为秦汉时期一段来对待的。但有的学者却把《史记》视作战国文化的继续与总结。 钱穆在《中国史学名著》一书中提出：“中国史学从孔子《春秋》一路下来，经过《春秋》三传、《国语》、《国策》到太史公《史记》，这一段是中国史学的极盛时代，正是起在乱世。当然，学术史的年代，同普遍史的年代，不能划得恰平，中间有些参差不齐的。如太史公《史记》，已经到了汉武帝时，可是我们可以把史学从孔子《春秋》一路到太史公《史记》，这是中国史学的一段黄金时代。而此一段黄金时代，则正起在春秋战国衰乱之世。”[1]虽然立论的角度不同，但钱穆也是把《史记》作为春秋战国的承袭之作。 [1]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2月第2版，第193页。 胡宝国在《史记与战国文化传统》一文中亦提出：“《史记》的出现也与战国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注意到，虽然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但在文化上，战国传统仍然顽强地存在着。一直到西汉，社会上仍然洋溢着战国精神。《史记》所呈现出的很多特点都可以从这样的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中求得解释。甚至可以说，《史记》正是对战国文化的一次历史总结。”[1] [1]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1版，第1页。 《史记》承继先秦的原因 受钱穆和胡宝国的启发，本文把先秦到西汉司马迁创作《史记》时的历史时期合为一段，即把中国古代史学的萌芽进步和发展成熟视为传统史学的第一阶段，主要是看到： 第一，至《史记》出现时，史学才“自成一家”。 第二，战国的文化传统在司马迁时代仍很浓厚，司马迁也深受影响。 第三，司马迁“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这一观念继承了春秋时期“百家争呜”的遗风。 第四，《史记》原名《太史公》，亦可见战国风气。 第二，战国的文化传统在司马迁时代仍很浓厚，司马迁也深受影响。 朱熹就说：“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贾谊文亦然……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后国更实。”（《朱子语类》卷139《论文上》，3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