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视角反思向西方学习的历程.docVIP

从文化的视角反思向西方学习的历程 ; 文化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或空洞的口号,其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方式,体现在个人的全部言行中,我们既可以通过一个民族的集体言行,也可以通过个别代表人物的具体表现来观察一种文化的价值系统。文化与政治、经济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它不受政治决定,也不能视为仅仅是经济的反映,受经济所支配,文化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近代中国受西潮冲击,文化面临剧烈变动,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大国,从一直认为自居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最后退居世界文化边缘,中西文化经历了激烈而痛苦的竞争、冲突。从梁济(梁漱溟之父)对民国初年的社会现状绝望而自杀到王国维投湖自尽,中国文化在这场竞争中输得非常惨痛,这恐怕是晚清人常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之中的一大变局。那我不禁疑问:传统中国士人到民国初年的现代型知识分子,毕竟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对旧学的长处有着很强的亲切之感,他们对西方文明取拿来主义的态度竞以粉碎传统文化为代价,他们想向西方学习什么样的文化,又想用什么样的文化来改造中国?在完全忽视西学产生的文化背景下,西学能否在中国生根?这种对东西方文化的激进态度极大影响了以后中国的历史趋势,一种历数千年的文化秩序的崩解显然会危及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所以杨奎松先生说:“社会革命破旧易,立新难。人们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传统的社会关系、交往方式,乃至列宁所重视的‘起码的公共行为规则’被破除,人们生存交往、思维的环境条件和习惯模式却无法根本替换。樊篱尽毁后,得到释放的私欲就烧不尽,且吹又生了……眼下这积久而成的社会人心之乱,就远非一时一世人力之可为了”[1] (p.12)。杨先生说的“社会人心之乱”根源上指的是文化危机,所谓“积久而成”可追溯至晚清近代以来的东西方文化的矛盾与冲突。; 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过程,领域不断拓展,内容不断深化,人民版必修三把这一过程确定为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在这样一个潮流中,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甚至说左右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以及东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不同命运,尚有许多未发之覆。; 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戈登说:“西方之自由贸易是一个意识形态,它建基于一种自以为是的道德信念,凡所到地方,绝对不肯让步,在必要时候,亦会毫不客气地实施殖民政策。”[2] (p.55)这说明在工业革命中日益膨胀的自由贸易主义其实已经淹没了基督教的道德底线,以非暴力为原则的传教士居然认同于炮舰政策和不平等条约,所以胡适直接指斥传教士,只有在处理国内事务时才称得上是基督徒,一旦进入国际事务,他们都不复是基督徒了。这种比较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与西方人在工业革命后的优越感有关,他们认为对劣等人施行暴力并不有悖于其道德信念。而中外之间又是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中国人不得不拜西方为师,而目的却是为了战而胜之,这些都造成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中的矛盾心态和急于求成的心理。; 当西方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中国人的时候,中国人对西方也有着很大的轻蔑,前者出于观察之后的理性对比,后者却体现了闭目塞听下的懵懂无知。中英之间因鸦片而起的战争中,双方舟船与枪炮反映了深刻的时代差距,海防、航海又是中国最为薄弱的之处,这更增强了西强中弱的认知,让局中人产生很大的畏惧。“畏惧是比较的结果,因此,它比憎恶包含着更多的理性成分”[3] (p.7)。秉着知彼知己的古训,一批头脑清醒能认真思考的中国人开始放眼世界。代表鸦片战争后中国士人认识西方最高水平的着作就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体现了中国人在时代巨变中的认真思考和理性反应。其中经典性的话语就是为大家讲烂了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这里丝毫没有折节降格之意,毕竟自己做了学生,为什么又把西方称之为贬义的“夷”呢?即使如魏源仍有昧于世界大势的一种懵懂和虚骄,我们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去分析,始能有一种“同情之理解”。魏源的这一主张原典出自《史记》:“吾闻由余之告秦缪矣,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在中古历史上,中国被北方的游牧民族屡屡击败,所在多有,其惨烈如宋夏战争中的连年败北,南宋灭于蒙元,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军事上的失利没有让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产生丝毫怀疑,现在仅仅发生在东南沿海的一次落败,根本不足以动摇清人对本土文化的信心。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崇文轻武,用文野来分华夷,夷狄在军事上的胜利更足以证明其“野蛮”。更何况西方的船坚炮利只是奇技淫巧,而不是在学问上有多少高明。; 因此,鸦片战争后,魏源这样的经世大才迈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第一步的时候,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坚强的信心。所以魏源以及后来的洋务派,学习西方的目的,不仅是要生存,还是要使中国富强并最终凌驾于西方之上。沿着这样的思路、逻辑发展的结果,出现了最为中国士人所接受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中国士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