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家庭伦理的变迁从传统到後现代的省思.docVIP

台灣地區家庭倫理的變遷──從傳統到後現代的省思 壹、前言 倫理道德是歷史發展、文化演進和社會穩定的基礎。儒家的倫理思想曾深層影響、也正影響著中國人，不論他們喜歡與否，因為儒家思想是使其如其所是的主要文化因素。台灣地區深受中華文化影響，而傳統中國的家是社會的核心，也是人與人之間的群體性網絡的發展起點，維繫整個社會凝結的基本力量。但隨著台灣的逐漸現代化，經濟的起飛茁壯，社會結構的急遽改變，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家庭傳統功能的式微，以及人民行為模式的巨大變化，使得自孔子以來對於倫理道德的重視已受到衝擊和挑戰。 儒家思想的「齊家」是中華文化主流中極其重要的社會發展進階；從著重個別性完美的「修身」，走向群體性的完善追求時，必以「齊家」為起點。家文化取向的儒家思想，在傳統的大家庭制度中有非常繁雜的人際關係，及繼之而來的各種倫理規範，是為家庭倫理，並作為社會道德的基礎。如孟子所提「五倫」中的「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等均是家庭倫理的內容（《孟子》「滕文公上」），特別是以「孝道」作為家庭倫理核心，這些將是本文探討的主題。 本文嘗試從傳統、現代與後現代三種角度來分析「台灣地區家庭倫理的變遷」，並從文化層面的解析著手，配合部份統計數字加以探討。首先要說明的是，這只是本文分析的三種「角度」，而不是意指台灣地區已經歷了傳統、現代與後現代這三種「時間的裂隙或轉變」，否則，將完全無法解釋目前台灣社會部份非常現代化、部分又是非常傳統的種種現象。且生活在台灣的人也可以說已面對強調多元價值、尊重「他者」(the Other)的後現代社會狀況。 本文的進行，著重家庭倫理的意涵轉變，並分從傳統的、現代的和後現代的倫理觀念來檢視。特別是後現代論述對人類生存意義和價值根本地質疑和否定，假定這個世界不再有任何有效的規範，人類先前遵行的倫理主張已走入死巷，美德也已消失無蹤。後現代主義者如Bauman甚至將倫理學視為名聲敗壞的，嘲弄其注定要投入歷史的故紙堆中。(Bauman, 1993: 2)其反智的意識型態導致個人將常識性的信念無限上綱至有如自我權斷的真理(self-authorizing truth)，變成「怎麼樣都行」(anything goes)。這種對於現代化的理念挑戰，使得人們在日益混亂和衝突的社會壓力下，對於倫理道德的基礎越感懷疑與不信任。 今日臺灣社會出現諸如家庭解組、社會脫序、文化失調、治安惡化、環境污染、浪費奢靡等亂象，似乎說明臺灣不僅缺少後現代社會中應有的容忍、尊重，也不見了現代社會的理性標準。一個缺少容忍尊重的社會反而使得人際關係疏離，而缺少合理的標準將使得公理道義不彰，人們心靈失去安寧。例如，「勤儉持家」是傳統家庭倫理的重要內容之一。家庭成員以勤儉為美德，勤於勞動且生活節儉，反對懶惰、奢侈、浪費的情事。但1990年美國《時代》雜誌以專文批評台灣淪為「貪婪之島」，面對這樣的危機，怎能不汗顏反省，故而深入探究作為社會倫理基礎的家庭倫理，更顯得迫切有必要。 貳、傳統家庭倫理 家庭倫理在儒家倫理學說中是極重要的一環。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家庭倫理始終受到歷代統治者和社會大眾的重視。先秦時代，儒家就指出家庭是國家的基礎，如孟子曾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孟子》離婁上），指出家庭管理的好壞直接關連到國家統治及社會秩序的穩定發展與否，亦即「家為國之本」，所以我國總以「國家」二字並稱。《大學》第九章也記載著：「治國必先齊其家」、「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這更是將國家興衰與家庭仁讓與否相聯繫起來，可見傳統儒家相當重視家庭倫理。 儒家倫理特別重視個人在家庭中克盡孝弟的責任，認為可培養與發展人性，故家庭倫理首重孝道。《孝經》中強調「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這種寓教於「孝」的主張，實際上發揮了道德教化的作用，維持家庭、社會乃至國家的穩定。孟子指出家庭倫理的第一倫是「父子有親」的倫常關係，父慈子孝的價值系統成了家庭倫理的首要標誌。 家庭是人們的第一個教育者，儒家思想下的家庭教育首先是教育自己的子女如何做人，也就是如何待人接物、與人相處的道理；其最高目的則是成聖成賢。但由於傳統過分強調「孝道」，乃有所謂的「二十四孝」故事，或新的「三十六孝」，其中存在許多以今日標準來說，是屬不合法、反理性、反道德的事例，而不足為訓。這正說明了傳統家庭中長者的權威一直伴隨著社會的發展。 以早期台灣社會狀況為例，這種父子關係的家長權威更凌駕在夫妻倫理之上，表現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指腹為婚」等的婚姻決定上，而不考慮當事人的自由意志。台灣社會即使在日據時代和二次大戰之後，仍普遍存在「童養媳」的作法，將女兒送至他人家中做童養媳，一來可節省養育的費用，二來省去未來嫁女的花費。這類由家長決定兒女婚事的情況，直到民智大開、政府普及大眾教育之後，男女青年勇於爭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