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精神病院的商业“钱途”.docVIP

一所精神病院的商业“钱途” 　　管伟立相信，医疗是个服务行业，市场提供的服务能比政府提供的更好。 　　温州康宁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唐伟，自从2002年来到康宁医院任职以来，对这家医院的最大印象就是：“永远都在建房子”，因为“病床永远不够用”。 　　唐伟坐在临时住院部的办公室里接受采访，作为副主任医师，他与其他的医师之间隔着一道玻璃门。玻璃门外，一位头上戴着好几条监测线路的女病人，穿着土黄色小格的病号服，缓缓地穿过办公室敞开的浅黄色木门，在一个医生的办公桌前站定，开始絮絮叨叨。 铁窗、铁门是传统精神病院的标准配置。 　　温州康宁医院是一家精神病医院。 　　这家医院也是中国最大的民营精神病院。 　　温州人的商机 　　温州出租车司机邱师傅小时候经常和朋友爬到山坡上去看山下那家温州最早最大的公立精神病医院。对于儿时的邱师傅来说，那座破旧的医院小楼实在太神秘。如今，这家医院早已改造整修。三栋大楼，颜色是暗色调的白，最好的床位是三人间带卫生间，要价是65元床/日。收费处的护士说：“不是你想住院就能住的，需要预约，而且现在没有床位”。 　　这家医院是康宁医院院长管伟立工作过的地方，如今却是管伟立的竞争对手。 　　1990年代初期，温州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服务，已经难以满足温州病患的就医需求，而精神病患的就医则难上加难。提起曾经的工作环境，管伟立的回忆是：破破烂烂的小楼，几十张床位，服务态度不好却一床难求。那时候温州的精神病患，家里稍微有点条件的都往外地跑，从湖州到杭州、上海，甚至北京。 　　看到了市场需求，在公立医院积累了病患资源，一边上班一边经营打火机厂的管伟立萌生了自己办精神病医院给市场补漏的想法。1993年，24岁的管伟立从温州市民政部下属精神病院辞职，管伟立说：“俗话说，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 　　这个市场着实不小，据卫生部《全国精神卫生专业机构资源配置研究》显示，中国精神科床位数平均每万人1.12张床，而世界平均数为4.3张。 　　1993年末，管伟立向温州当地卫生局提出申请，希望建立一所民资的市级精神病医院。1990年代的温州，正是老板们拎着各式小商品满世界跑的时候，改革气氛浓厚。当时的温州政府自身也一直想办一家市级精神病医院，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办成。于是，管伟立得到了温州相关部门领导的支持。管伟立力、康宁医院的2800万初始资金，其中有1000多万是温州领导带着他到银行去贷的，另外除了管伟立在医院任职期间开打火机厂挣的300万，剩下的就是亲朋东拼西凑的借款了。 　　但毕竟是摸着石头过河，从申请到1998年医院正式投入使用，管伟立花了5年时间，盖了100多个章。尽管领导支持，但当时国家还没有建设民营医院的政策，土地一直落实不下来。管伟立还记得，为了能把土地申请下来，他天天跑土地规划局，最后规划局的保安还以为他是新来的公务员。由于一直忙于办理各种行政许可，康宁医院甚至没有举办过开院仪式。 　　民营劣势 　　对于管伟立来说，民营医院身份仍然会带来令人头痛的差异，尤其是人才的差异。 　　在1998年康宁医院投入使用的前一年，管伟立就开始筹备人才队伍的建设。1997年，管伟立从大专院校毕业生中招聘了120多名医护人员，并分别送往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苏州广济医院等四家老牌精神卫生医院就修。医院的中级职称医师则面向全国招聘，特别是西北、东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如果决定留下，那么就由医院来安排住所，给医生的房子前15年有使用权，15年以后给所有权。高级职称的医师最棘手，50多岁的高级医师是不会舍弃公立医院待遇的，于是管伟立针对退休人员进行招聘，如此才初步形成康宁医院的人才梯队。 　　为了保障人才队伍军心的稳定，管伟立在员工待遇上还下了功夫：金字塔下面最初级医护人员，签订了一个完全享受市级单位同等待遇，工资薪酬系统完全与市级单位接轨。如果遇到国家调整工资，康宁也会跟进调整，包括五险一金。目前唯一与事业单位不同的是，企业养老金与事业单位的不同。管伟立说，十年来，他一直在努力，目前温州正在申请国家级的社会资本办医综合改革试验区，而在试验区的相关配套意见中，将在近期有可能实现管伟立的愿望。 　　此外，医生的职称晋升离不开科研论文，康宁医院还成为温州大学、齐齐哈尔医学院、安徽蚌埠医学院、温州医学院等高校的教学医院。 　　尽管管伟立已经做得不遗余力，但是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在人才与科研的差距，仍然令管伟立耿耿于怀。“公立医院享受了太多资源，所有这些科研方面的平台、有地位的专家，都在公立医院里，”管伟立说，“课题是要申请的，但是评审的专家都是大医院的，他们可以互相关照，我们靠什么？” 　　管伟立认为，真正的医疗市场化改革，就是要把单位人变成社会人。无论在哪家医院工作，职业和工作内容一样，保障就应该是平等的，唯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