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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缺乏原创性理论 　　若干年前记得就有一位年轻学者谈到“中国学人的宿命：从注释家到翻译家”。认为中国过去的学者是“注释家”，后来的学者就当“翻译家”，都缺乏原创性。而其原因，他总结出两个。当“注释家”，是因为“孔子以后，中国一直停滞在农业文明的宗法制社会中，民族生活无多大变化，自然没有新的观念新的价值产生，所以孔门弟子写了一本《论语》，一不小心竟被抄袭了两千多年”；至于当“翻译家”，则是因为近代以来形成的“殖民地文化心态”或“唯西方马首是瞻”的“侏儒心态”：“从洋务派主张学西方技术，到维新派学习西方制度，到陈独秀提倡民主科学，要学他们的精神文明，―直到近年刘小枫提出学他们的宗教，这完全是文化侏儒带着自卑的豪情真心实意地亦步亦趋”。 　　我知道这是一位相当有见识的学者；但仅仅这样做出结论，还不免失之简单。我想从另一种，也是学术本身的视角谈一下这个缺乏“原创性理论”的问题。 　　哥德有一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却是常青的。”我想说，中国知识人的思维很大一部分毛病就出在只是面向理论而不面向“生活之树”。之所以总是面向“理论”，是因为某种理论一出现，很容易被学人“绝对化”：不是“绝对”的错，予以坚决扬弃，就是“绝对”的对，一头拜倒，此后就充当那理论的“注释家”，纷纷在无比虔诚的“注释”中讨生活，不论“生活之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都很难再被他收在视野之内。这似乎也反映了我们“忠”的道德精神。中国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学人们才受到了震动，不得不把眼光从那理论中移出来，于是看到了一个陌生而强大的外部生活世界。基于此，受影响，要学习，无论是学技术、学制度、学思想、搞翻译，倒是很正常，“见先进就学”嘛，未必这就是“殖民地心态”。问题在于那种“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变。这个“不绝对”好了，再找一个“绝对”好的。于是“向西方寻求真理”。可是西方思想那么多，选择哪一种呢？最新的也许就是最好的；如果这“最新”的又迎合了我们的文化理想，投合了我们“绝对化”的文化心态和思维方式，那就成了我们要找的“绝对真理”，于是立刻就义无反顾地扑向它，拜倒在它面前，奉它为绝对权威。此后，就从“翻译家”又返身当“注释家”了。 　　当“注释家”有几大好处：首先，它不是原创，不那么费脑筋，花气力，干的活无非是索隐、穿凿、“掉书袋”，一不小心说不定还成了个“大学问家”；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在普遍崇尚“绝对真理”、奉“绝对真理”为“绝对权威”的社会思潮中，一旦离开那“绝对真理”，你自己就不由得心里发毛，有自卑感，再经“众数”和“权威”压迫和禁锢，你哪里还敢越“绝对真理”一步？这时，回到“绝对真理”的怀抱里，当个老老实实的“注释家”是最安全不过的了。你查阅一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图书索引，可以发现“文选”、“诗选”、“词选”的注释、索引类书籍占当时图书出版的很大一部分，仅是“毛主席诗词”选讲、注释类的书，就不知有多少版本，相当一批学者都汇集到这里。有时大家还可以在一字一词如何诠释的问题上，“争争鸣”，显示一下文场的并不寂寞。记得大学时有位同学，对此现象颇不以为然，曾公开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建了毛泽东思想，我们这一代的任务就是发展毛泽东思想。不用说，这观点一出，真是惊世骇俗，也立刻被批得体无完肤：“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说‘发展毛泽东思想’？”此后他只好灰溜溜地“夹紧尾巴做人”。 　　仔细想一下，如果一种文化总是追求某种“绝对性”的东西，从根本上说，这种文化很难成为实践性的文化。西方早在公元前5世纪，也即相当于孔子的时代，就有了“一切皆流”的哲思，而我们却造出个“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不是不变，是我们没有感受到它的“变”。有“一切皆流”的思想，就要时时面向不断流动和变化着的世界，面向“常青”的“生活之树”，于是反映这世界的任何理论也都不会成为僵死的教条。反之，有了一个“不变”论，硬是把人生世界化作一个“灰色”的理论，也是很正常的。 　　中国学人的一种普遍心态，就是活动在“理论”中，而不是活动在“生活”中。自意识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中国向西方学技术、学政制、学思想，事实上中国的“生活”已经在日新月异，例如，科举制废除了，新式学校出现了，新的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了，报纸刊物涌现了，各种思想、理论可以自由言说了，市场式经济也一点点规模化了，共和体制成形了，公民意识也诞生了……可是这些变化了的生活，全不在学人的眼里，他们也不在这个变化着的生活流体中发现“问题”，形成思想，析出价值，构建理论，总是在思虑着中国古老的传统“要还是不要”呢？“不要”，那么“要”什么呢？“要”又该“要哪些”，或怎样实现“传统的现代转化”呢？中国老的东西是不需要我“注释”了，那我就“翻译”、“介绍”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