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在西洋镜里的时代.docVIP

尘封在西洋镜里的时代 　　“还记得挂在布莱尔宿合22号我窗前的朝鲜风铃吗？这个风铃是我被一只东方昆虫叮咬的象征――你很难从这种叮咬中康复。它后来把我带回到中国，带回到北京普林斯顿。” 　　1908年，西德尼?D?甘博第一次随家人来到中国，从此之后的60年，这位曾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院的社会经济学家将毕生的精力倾注在了东方的这片土地上。1917～1932年间，他先后三次来到中国，作为一名基督教徒与志愿者，在中国华北的城市与乡村间，进行社会调查与实地走访。 　　他采取定量式的西方城市调查方法，对北京这座远东古都进行了为期一年零三个月的史无前例的社会调查。其时，新文化运动正在这片土地上如火如荼地兴起，甘博目睹了一个新时代和一个青春国家的崛起，他开始用属于年轻人的热望畅想“社会再造”的可能性： 　　“这个国家正在从古老的帝制转向现代民主。传统的行会开始感受到新兴工业的压力;旧式教育正在终结，新式教育已经出现;古老、原始的赈济手段逐渐被淘汰，组织精良的新型慈善机构正在建立。面对这些变化，人们很可能会忽视这样一个现实：对于所有准备帮助中国的人，无论他是学生、官员、社会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还是传教士，没有什么比准确而详尽的客观事实和强有力的社会改革方案更重要和更必不可少。” 　　1926年，他结识了与他有着同样志趣的中国朋友晏阳初博士，后者正在华北的乡村间开展平民教育运动。甘博对此颇感兴趣，受聘出任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研究部唯一的外籍干事，并资助与主导了该会对华北一个普通乡村定县的社会调查。定县，也成为了甘博对中国华北乡村社会调查的起点。著名汉学家杜赞奇教授认为，甘博的著作提供了“对日本侵华前华北乡村财政的最好评论”。 　　1932年日军对上海发起进攻后，甘博离开了中国，至1968年逝世前，他再也未能返回中国。在余下的日子里，作为社会经济学家，他的兴趣依旧放在亚洲乡村生活上，并资助和指导了另外两部乡村社会调查的撰写。一部是对两个台湾村庄的研究，另一部研究了朝鲜的三个宗族村庄。甘博对中国乡村生活研究所做的最后的贡献是1970年他逝世后出版的《定县秧歌选》。这本纳集了42部秧歌剧的秧歌选出版后，英文版的中国传统戏剧数目从大约80部一下增加到了130部。 　　1984年，甘博长女凯瑟琳?甘博?科伦在故居三楼壁橱中一次意外的发现，让老甘博的名字再次受到了关注。在几只檀木盒子与旧鞋盒中，装载着甘博在旅居中国期间拍摄的5000多张黑白照片和数小时的16毫米电影胶片，里面记载着20世纪早期东方这片土地上鲜为人知或早已被人遗忘了的许多寻常而隐秘的故事。 　　正如耶鲁大学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教授所言，照相机的镜头成了甘博关注时代危机的一只眼睛。甘博挎着自己装在厚皮套中方正而沉重的Graflex相机，行走在发现新大陆的道路上。他将“眼睛”对准在面上皱纹宛如水手海图中妙峰山的老乞妇身上，对准在穷困艰辛而面带微笑的通县鞋匠身上，对准在身穿破棉衣在粥棚前等待合粥的嬉笑的男孩身上――那些构图精美又浑然天成，“狡猾得像魔术师亨利?C?布列松”般的作品，像排列着的散发着理想主义悲悯与仁慈光芒的法咒，将一个变化着的而又永恒的中国从尘封的“西洋镜”中唤醒。 　　 　　1917-1919年，中国，北京，观看拍照的人群。照相术于1844年由法国海关总检察官于勒埃及尔传入中国，他拍摄了第一张达盖尔银版法照片。此后数十年中，“西洋镜”成了东方古老国家的新奇观。进入民国后，头上残存着辫子遗迹的中国人透过金发碧眼的“洋鬼子”的方匣子观看世界，世界也从这个方匣子中窥见了这个古老国家。 　　 　　1.1918-1919年，大总统徐世昌在殿前演讲。徐世昌早年曾追随袁世凯，担任幕僚。黎元洪因“府院之争”去职后，徐世昌获得段祺瑞控制的安福国会支持，被选举为第二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任内正逢新文化运动，徐世昌力主抵制，鼓吹“尊孔读经”。徐世昌本人翰林出身，诗书画皆通，曾成立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即后来中央美术学院前身。 　　 　　2.1919年2月1日，中国，保定，一位妇人点燃香烛为新年祈福。这位妇人的衣着考究，头饰整洁，看上去为这场祈福做过了精心的准备。新年上香，在中国传统习俗中，是一年中祈福禳灾的头一件大事。 　　 　　3.1917-1919年，中国，杂谷脑河，一名男子通过吊索渡河。杂谷脑河发源于鹧鸪山脉，流经米亚罗、沙坝、朴头、理县、薛城等地，于汶川县汇入岷江，是岷江上游的一条支流。杂谷脑河河道狭窄，水流湍急，落差较大，在农耕时代不易架桥，吊索成为了替代的过河方式。一条粗壮的渡索，也是追寻古老中国的一道线索。 　　 　　4.1917-1919年，中国，天津，Metcalf医生与她的病人。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把基督教带到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