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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华：“混混”治村的喜与忧 　　乡镇倡导有能力、有手段、有资源的“混混”来当村干部。“村长多是混混”？ 　　现在，一些农村村民常说：“好人当不好村干部”;还有人说：“现在10个村长中有9个是混混。”所谓“混混”，是指具有灰黑势力背景的人。我所知道的陕西关中张庄村村长福仔，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福仔自己说：“我1975年出生，小学没有毕业，从小喜欢武术，不上学后就参加了本地的武术散打队，没有事情干就交朋友，喜欢玩，在散打队结识了几十个师兄弟。1997年回到村中想搞一番事业，借钱办了个炉具厂，亏掉了几十万，赔得一塌糊涂;1999年结婚，2001年炉具生意失败后，在家待了三年;02年开始在家中养狗，04年开始挣钱，到06年挣了100万，还了贷款，在县城买了一栋房，户口也迁出村外。2006年本镇的镇长介绍我入党，2008年村委换届，当选为村主任。” 　　福仔学过武术，年轻时很喜欢打架，现在动不动就要打人，而且，他的“师兄弟”和“朋友”，很多也是“混混”。福仔由镇长推荐入党，在户口迁出本村后，又当选为本村村主任。 　　好人为何当不好干部？ 　　张庄的现象要放到更广阔的基层治理背景中去理解。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基层治理陷入了物质资源与权力资源的双重困境。 　　一是物质资源匮乏。税费改革以来，中央作出了从向农村“汲取”资源到向农村“输入”资源的战略调整，基层干部的工资由财政支付，并加大对公益事业与社会事业的财政投入，逐年加大农业补贴。但是，国家各项惠农政策一般越过村组组织，通过“一卡通”的方式直接对接到农民身上，基层组织基本没有可控资源。张庄村作为一个普通的农业村，没有集体经济基础，仅有的一些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只够支付干部工资。村级组织没有钱，严重制约村级工作开展。 　　二是权力资源匮乏。税费改革以来所进行的配套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总体思路是朝着削弱基层组织的权力，并加强监督权力行使的方向进行。国家加强了对农民上访问题的考核力度，在维稳问题上实施“一票否决制”，试图运用信访体制来监督和规范基层组织的行政过程，防止基层组织滥用权力。此轮改革造成的后果是，尽管村干部丧失“做坏事”的机会，但也丧失了“做好事”的能力。比如，在基层治理工作中，村干部没能力对付越来越多的“钉子户”，在实施农村公共事物“一事一议”过程中，只要一户农民不同意，整个事情就可能议不起来。连同信访考核压力，为避免出事，基层干部很容易陷入“不出事，不作为”的逻辑。 　　税费改革后，绝大多数农村与张庄村类似，都陷入了体制性双重资源困境，这就是“好人当不好干部”的原因。在上述现实下，大多数手中没有钱也没有权力的村干部，在基层工作中，只能选择消极无为的工作方式，导致基层工作瘫痪，大量的农村矛盾积累并被掩盖。 　　“混混”化解了双层资源匮乏问题 　　然而，“混混”福仔却能很好地扭转基层治理局面。自当选为村主任后，福仔重新恢复了小组长职位，并每年支付300元钱工资;另外，为提升其他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福仔规定，开展一些基本的村级工作时，除规定工资外，每位村干部每天获得50元钱补助。解决干部的工作动力后，福仔积极开展村级治理工作。自2009年以来，福仔逐年进行村庄内部道路硬化工程。该项目预计需资金250万元左右，其中，向农民筹资80万元，其余部分靠国家惠农项目支持， 　　福仔之所以能顺利开展工作，原因在于他靠个人能力化解了体制性双重资源困境。首先，福仔不但个人经济条件好，而且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按照政策，在实施“村村通”工程时，村里要垫付资金修路，通过上级部门验收合格后，才能拿到国家项目款。福仔计划今年落实―万平方米的修路计划，村民集资后，资金缺口还达80多万。这些缺口都是由福仔运用社会关系解决的。 　　福仔不但解决了物质资源匮乏问题，也解决了权力资源匮乏问题。村民普遍反映，福仔工作手段很强硬，原本困扰基层治理工作的“钉子户”问题，在福仔强硬的作风下迎刃而解。比如，修路时涉及到村庄街道中的建筑物、树木拆除问题，福仔要求各队队长按照标准划线，线内的所有树木、建筑物一律用推土机推掉，竟然没有任何村民敢站出来反对。虽然说线内建筑可能是违法的，但是，除非有福仔这样的强人，否则，必然有村民出来扯皮，造成工作难度。修路固然是好事情，但是，换了别的干部却不一定能办成。在基层工作中，“钉子户”不一定是因为利益受损而产生的，多数是与熟人社会的生活矛盾有关。只有福仔这样强硬的人，才能将工作做成功。单靠基层民主、村民自治或者“一事一议”，农村工作很难开展。 　　“好人当不了干部”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福仔这样的个人能力，既解决不了资源匮乏问题，也无法治理“钉子户”。恰恰是福仔这样的“混混”，带来了张庄村工作的根本改观。在福仔上台前，每年收合作医疗费用是老大难的事情，2008年为落实张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