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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中的中国环保问题 　　在今年6月份举办的巴西国际环境电影节（FICA）上，纪录片《呼啸的金属》击败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获得者《海豚湾》夺得最高奖。得奖者是金华青，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导演，出生于1984年，浙江台州人，曾经独立拍片，现正在浙江卫视旗下。这部纪录片耗了他3年时间，5月份刚刚在韩国拿下首尔绿色国际电影节最佳长片奖。 　　20多年前，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废金属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浙江的台州。来自中西部的5万多名民工组成了拆解大军，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处理每年近二百万吨的废金属。《呼啸的金属》即为拆解民工老张和秋霞一家的故事。 　　金华青的上一部有影响的作品《瓦全》，同样探讨的是台州“洋垃圾景观”，当记者问起他为什么延续这个题材时，金华青给出的答案是“没拍过瘾”。这一次，当金华青的镜头从《瓦全》的全景式扫描深入到《呼啸的金属》的小人物跟踪，相信观众可以对中国工业时代的环保问题有更细微的观察与了解。 《一个农民的抗争》拍摄现场。 　　垃圾围城的时代 　　工人们在河里洗菜、洗衣、洗澡，而河水的上游就是工厂，后者毫无阻拦地将污水排入河中。他们赖以养家糊口的电子垃圾，也早已污染了蔬菜，但民工们看不懂也不在意什么是“重金属超标”。为什么叫《瓦全》？对于除了力气无所凭依的外来打工者来说，在这个堆满了电子垃圾的小镇上，“宁为瓦全，不为玉碎”是他们唯一的生存哲学。对着镜头，一个年轻力壮的拆卸工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那我就做那推磨的鬼吧。” 《呼啸的金属》剧照。 　　飞速发展的中国背后，是小人物幸福和健康的代价。在加拿大纪录片《人造风景》中可以看到和《呼啸的金属》类似的场景，这部不受国内创作体制约束的外来纪录片，可能是对中国工业污染最深刻也最难堪的展示。 　　“我们这个时代的新风景，是我们所改变的风景，是我们以进步的名义所破坏的风景。”这是《人造风景》中的主人公摄影师布尔廷斯基的话。他对自己的电脑产生了疑问：“一旦它不再被使用了，将会葬身哪里？”于是他追随报废的电脑零件抵达遥远的中国。 　　世界上50%的电子垃圾的最后归宿，都在中国江浙粤一带的小山村里。老人、妇女和小孩，这些青壮年进城打工后的留守人口，用榔头和把手把计算机零件里可以回收的金属砸出来，剩下的扔掉。这些村子的饮用水甚至需要从外面运进来，因为洁净的河流已被污染。 　　日本NHK电视台曾经拍过一部纪录片，叫《中国式的炼金术》。在余华的小说《兄弟》里，主人公李光头从日本进口垃圾西装挣了一笔，这部纪录片延续了这样的话题。在片中，中国的从业者和日本垃圾处理行业争夺垃圾，并想方设法避开国际公约把垃圾进口到中国。 　　同样是回收电路板，在日本的工厂里，工作人员都戴着防毒面具，而中国工人只靠电风扇来吹散熔化电路板时散发出的有毒气体。更触目惊心的是，连从垃圾场里挖出来的已填埋垃圾，中国商人为了利润都一并收下，所有利润的来源，就是中国无数的家庭式作坊和廉价劳动力。 　　在全球化的时代，乡村的城市化进程也是前所未有地加快。不仅发达国家将数以亿计的电子垃圾倾泻往发展中国家，城市也将规模惊人的生活垃圾直接堆放在周边乡村的土地上。这方面，纪录片虽然暂时未有涉足，但独立摄影师王久良做了忠实的记录。 　　从2008年10月开始，王久良走访了北京周边的大型垃圾场，拍摄了4000多张照片。这一组名为“垃圾围城”的作品让他获得了连州国际摄影节的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观众通过他的照片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城市正在被垃圾包围。” 　　相对可靠的数据显示，北京每天的垃圾生产量是1.84万吨，正规的大型垃圾填埋场是16座。在其中的一幅照片里，附近养殖场的奶牛在垃圾场里寻找食物，准备饱餐一顿，而在此之前，它们每天都在受到污染的小河里喝水。王久良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在拍完这组作品后，和他一起工作的一位摄影师就变成了素食主义者。 　　人与自然的传统 　　中国的生态环保类纪录片并不是短时间内兴起的，相反，它有着二十多年的传统。1983年，中国政府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就此大众传媒开始宣传环保，建构公众的生态意识。但里程碑式的事件比这更早，1981年12月31日中央电视台开播《动物世界》，整个80年代，赵忠祥的声音和《动物世界》的片头曲成了几代人的记忆。 　　《动物世界》的片源，大部分是自国外买进，生态环保类纪录片耗时耗力，投入巨大，并非当时的央视所能承担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央视曾做过尝试，但由于成本太高最后放弃。像《话说长江》、《河殇》等名噪一时的纪录片，大多偏重人文领域，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和探讨并不多。 　　当然，也有纪录片界的先行者，著名摄影师奚志农就是其中一位。他毕业后进入昆明教育电视台，策划拍摄了《母亲河在呼唤》、《心声》等环保主题的专题片。这些片子是中国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