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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中国制度困境 　　打乱春节喜气的广西龙江河污染大案，终以河池市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吴海悫等9名责任人被处理而收场。 　　自2006年“节能减排”列入中国官员的工作进程表后，五年间大批口号、大量资金、大队人马不断注入，但环境依旧险象环生，环保系统甚至已成官员被问责的风险高地。 　　渊薮何在，该如何拯救？ 　　夹缝中的环保官员 　　环境保护，按照字面理解，对应的主管部门应该是环保部门。但是，颇值得玩味的是，2011年底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南非德班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的解振华，尽管曾经有过国家环保总局的工作经验，其目前的头衔却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中国环保部门是尴尬的。因为它的生态保护职能及其背后配套的权力、资金，需要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税务总局、林业局、统计局、海洋局等十多个部委一起分享。环境执法主体林立之下，环境保护部环境发展中心主任唐丁丁指称，环保部门自身还缺乏查封、冻结、扣押、强制划拨权等行政强制手段，处罚手段弱，执行周期长，导致对环境违法行为难查处、难执行、难追究责任。 　　除了平行部门的掣肘与分权，环保部门更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强悍。尽管中央对于电解铝、钢铁、焦炭等行业新项目的审批都比较谨慎，但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主任熊跃辉称，一些地方依然明确要求环评需为市长项目、一把手项目让路。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时，就许诺，无障碍进驻，环评之类的手续统统不需要。地方环保局的官员还得负责去跑相关手续，跑不下来的话，地方环保局长就得挪位子。而且越基层，环保部门越边缘，越受制。有的地方环保局局长要举报当地污染，只能给北京写匿名检举信。 　　2008年，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正部级单位。这一升级，在当时被寄托了深厚的希望。环保部首任部长周生贤初就任时也曾信心满满：“今后我国要执行最严格的环保制度”、“像钢铁一样硬地从严执法”。但现实是，外音陧吉卡句没有大变，依然难有作为，“环保部甚至比环保总局时期还低调了许多。”环保部下属中国环境记协一位人士直言。 　　有热情而无支持 　　主管部门的处境，不能改变中国政府的节能减排决心。2012年，中国节能减排的目标为：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5%和5%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节水量下降7%。 　　2011年底于南非德班举行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政府巧妙通过国内最大民营燃气商新奥能源在德班大会“中国角”活动上公布了一组减排数据，以此向世界展示中国企业应对气候变化所作的努力。 　　但大陆更多企业并不是那么容易配合。不仅环保部的火电新标准惹起电力企业反弹，还有消息传出中国大型钢企将执行中国自身标准，拒绝国际钢铁协会的全球减排计划。 　　2012年1月1日环保部开始实行《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新标准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和汞排放等方面都进行了严苛立项，其严格程度甚至高于日本、美国以及欧盟的排放标准。因而，新标准甫一出台便被称为“世界最严排放标准”，遭到电力企业的反弹。 　　“新标准对火电厂的趋严已经到了难以理解的地步，中电联曾经在征求意见阶段提交了修改意见，很可惜，直到定稿发布也没有人组织一场有电力企业和行业组织参加的讨论会。”中电联秘书长王志轩直言，“过高的环保要求对大多火力发电企业而言，将只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企业倒闭，二是造假。” 　　节能减排目标的层层加码，以及融入政绩考核表，倒给地方政府带来了足够动力去迎合。2005年提出节能减排两个数量指标后的第二年，就已经有省份上报称已经减排10%以上，即仅一年就实现了5年的减排目标。“十一五”末期17省市为冲刺完成节能减排指标节，强制企业、居民集中拉闸限电。 　　香港大学许成钢教授称，环境保护这种单向指标，难以像GDP综合指标那样，推动地方政府培养市场来实现。因为它很容易采用行政手段来间歇性达标。 　　环保用哪只手 　　行政强制的一路刚猛，结果更多是带来了民生与产业的动荡。为求解节能减排困境，众多专业人士不厌其烦地提醒那只“看不见的手”，让企业发挥主力。 　　新奥能源相关负责人向《凤凰周刊》记者介绍，新奥能源采用市场方式与长沙黄花机场合作天然气热电冷能源管理项目，结果在满足机场新建T3航站楼的供热、供冷的基础上，将实现全系统节能率37%，每年可减少一次能源消耗折标煤约1527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807吨，大大提升当地的节能降耗水平。双方共赢，政府满意。 　　新奥能源近期还相继与洛阳、长沙、株洲、湘潭、开封、福建等21个省、市、工业园区签订了节能减排框架协议，以用户“单位产品能量成本最优”为目标，依托系统能效理论和泛能网技术优势，向地方政府及不同类型工商业客户提供一揽子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 　　民间力量自是不可小觑。不过，要让大量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