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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消除社会极端心态生成的土壤 　　3月30日，中国河南确山县的农民彭公林于绝望中自缢身亡。同日是莫斯科“哀悼日”，俄罗斯举国哀悼1天前地铁爆炸案中的遇难者。 　　彭公林自杀的原因很简单：因购买假水稻种子损失惨重，在长达半年时间内索赔未果，于是到该县种子站大院内自缢身亡。彭自杀后，“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三名执法人员被停职调查，确山县委县政府也开始“积极处理”假种子事件。 　　简单情节下显露出沉重的逻辑，更加沉重的是，这种逻辑在当下中国的一些领域还相当盛行：涉案人员的非正常死亡，是在一条条鲜活生命逝去后，才引起高层部门“强力整治”的；交警部门的“钓鱼执法”，也是在市民孙中界不惜断指明志后，才在社会关注下被掀开黑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修改，与“唐福珍”、“自焚”等词汇高度相关；几年前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更是发端于一个叫孙志刚的年轻生命之夭亡……为什么在和平年代，社会的点滴进步往往也要伴随淋漓鲜血？为什么简单的个人冤屈，却需要付出生命代价后才能得到昭雪？ 　　毫无疑问，这个社会运行机制的某些方而出了问题。在一些地方，既得利益群体抱成一团，或官官相护，或权钱勾结。正常的制度安排被人为扭曲，弱势群体维护自我权益的渠道被堵塞，只能求助于体制外其他途径。这种体制外途径首推媒体。衙门难进，很多情况下，弱势者蒙冤受屈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政府，而是媒体。但在现行条件下，媒体的监督功能也受到限制，很多时候媒体本身也是弱势者，它们为了生存，同样不得不谨言慎行。除非是非曲直十分鲜明，能够引发社会强烈共鸣，否则，一些媒体也不愿轻易成为某个地方政府部门的对立面。于是，鲜血和生命就成了“媒体准入”的通行证――只有发生极端流血事件，甚至有人丧命，地方权力才会自我收敛，媒体才能顺畅介入，进而引发全社会关注，促使事态沿着符合民意、公理的方向演变。这种事件一旦或为示范，自缢、自焚就成了绝望者的最后选择。 　　此种逻辑如果继续延伸，造成的后果堪称“恐怖”。不仅和谐社会的构建因为层出不穷的自我伤害事件将沦为空谈，更重要的是，当只有流血才能激起社会的有效回应时，绝望者将竞相选择以流血作为抗争――首先是自己的鲜血，然后是他人的。网络流传某些弱势人群由“自焚”到“同归于尽”的心态变化，就是一种端倪。强大的政权力量可以阻隔观念的传播，可以阻止民间的自组织化进程，却阻截不了这种社会心态的传导。从中国河南确山县的种子站到俄罗斯的地铁站，这条路并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漫长。并不是只有分离主义分子才懂得使用暴力，才会不惜生命。在2008年6月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11月发生的甘肃陇南事件中，诉求不满的人群都曾以暴力冲击强大的政权机关。 　　现在开始阻止这种极端心态的蔓延，已经时机紧迫，再不能踟蹰不前。这一切的源头，是缺少制约的公权力必然牟求私利；从自利的效率出发，他们必然与其他强势群体结盟，侵吞公共利益，损害弱势群体。这种“肉食者联盟”，如果没有足够的外部制约，必然挤占其他人的生存空间，令弱势者陷入绝望。中国领导人对此早有深刻认识，因此将腐败的危险性提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 　　既然事关党国存亡，应对之策或是对贪腐施以严刑峻法，或是开放包括媒体舆论在内的体制外监督，最好双管齐下。但在实际操作中，人们常常听到被问责免职的官员旋踵即官复原职，甚至再获高升；对职务性犯罪的量刑，经常是从轻、从松：制度、法律也屡屡为贪腐行为设置“后门”，例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刑期仅10年；最近公布的、旨在严肃吏冶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也规定被问责免职官员只是在1年内不得复职，2年内不得提拔――现在的法律、制度，待违纪、违法甚至犯罪官员何以“宽厚”至此？怪不得有人说，目前是中国历史上“当官最舒服”的时期。凡此种种，当然不可能震慑腐败，更不可能以反腐实绩取信于民。反腐，仅有严刑峻法或许是不够的，但没有严刑峻法绝对是不行的。有严刑峻法在，腐败只能作为特例而存在：无严刑峻法，则腐败将成常态。 　　另一方面，应大力支持舆论监督，创造条件让媒体和网络成为老百姓诉求与情绪的宣泄渠道。各级政府不应视媒体为“麻烦的制造者”，而应视为“诤友”，允许媒体“犯错”。世界上没有不出错的媒体，不允许媒体出错，几等同于封媒体之口。同时，媒体也应遵法、守法、维法。惟有社会各方都遵循统的法律规范，树立“惟法为大”的价值观念体系，而不是某一方可随意支配另一方，一种相互制约的社会平衡机制才可能长期存在，不易遭到人为破坏。 　　舆论的开放、媒体的监督，本质是不过是人民监督自身权利运行过程的更为直接简便的形式。作为人民代理人的政府，当务之急的改革，理所当然地应创造从上到下都能够容纳媒体监督、并借助媒体和社会的监督实现自我完善的机制。只有尽力强化而不是限制严刑峻法、舆论监督这样两套纵横方向上的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