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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与挤压下的中国制造 　　2015年是中国“十二五”时期的最后一年，从目前的数据看，本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应是“十二五”时期最低的一年，甚至会是1991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在工业下行压力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利润总额连续近一年同比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连续40多个月负增长。 　　工业中的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已经从2013年10Yl的11.49%下降到2015年10月的6.7%，两年时间几近“腰斩”，2015年除6Yl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到7.7%，前10个月增速都低于7%。 　　客观地说，2015年中国制造业的确面临前所未有的下行压力。 　　但是，我们还必须关注到中国制造业的一些深层次变化。 　　一是发展阶段的变化。进入“十二五”后，中国工业化进程从中期步入后期，中国已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这些工业品的需求高峰已过，于是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工业化国家的实践表明，到工业化后期都面临经济增速从工业化中期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甚至中速增长的趋势性变化。 　　二是经济结构的变化。2013年中国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过工业。2015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占比达到51.4%；制造业增长7.0%，远高于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7%。近年来高技术产业增速一直高于工业平均增速，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制药、新能源汽车等发展尤为迅速，出现“冰火两重天”格局。 　　三是中国制造总体能力大幅提升。中国制造业产出自2010年始已连续5年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占世界比重超过20%；中国是唯一在联合国工业大类目录中，拥有所有工业门类制造能力的国家。 　　2015年中国制造面临巨大压力和问题，这是国内产业升级“转型之痛”与国际全球价值链“双端挤压”叠加的集中体现。但《中国制造2025》的推出，表明中国已经完成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突破“双端挤压”的战略布局，这对中国制造乃至中国经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转型之痛 　　中国在成长为世界最大制造国的同时，也积累了很多问题。例如，传统产业的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足，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等等。推进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是接下来中国经济现代化最为关键的任务。 　　这种转变的焦点是如何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从中低端的“旧常态”走向中高端“新常态”，就是从一个稳定均衡走向另一个稳定均衡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痛苦和艰难的，已有经济结构的惯性是巨大的。“十二五”前四年，国家制定的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数量型”指标基本实现，但制造业“大而不强”的根本性问题没有显著改观。2015年，随着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中国制造业低成本竞争优势更加不适应，增速显著下滑，重化工产能过剩严重，企业利润连续负增长，“转型之痛”症状突出，也更彰显了新动力不足和转型升级的急迫性。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是技术创新，但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不仅仅是加大研发投入这样简单。近年中国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全社会RD经费支出从2010年的7063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13312亿元，增长88.5%，年均增长超过20%，2013年和2014年RD经费支出与GDP之比提高到2.09%。但是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问题依旧十分突出。 　　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构建一个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创新活动绝不仅仅是企业、产业或科技界自己的活动，而是涉及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 　　如果从产业逻辑看，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关键在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而金融、教育、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体制机制约束，效率和国际竞争力都亟待提升。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国外的差距更大。 　　放松生产性服务业的管制，以市场化导向深化事业单位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效率提升和改善服务于制造业的激励机制，从而逐步推进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这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逻辑。 　　双端挤压 　　产业革命以来，国际分工经历了工业制成品与农矿业的传统产业间分工、工业内部各产业各产品部门的产业内分工、同一产品不同价值链增值环节的产品内分工。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基于价值链不同工序、环节的产品内分工获得极大发展，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主导的国际分工形式。 　　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因其资金、管理、技术、品牌等优势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调配资源，处于价值链的控制地位和附加值更高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一般扮演主导者角色。 　　对于后发国家，其制造业转型与发展的关键是如何实现从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攀升。 　　近年中国制造业呈现出在全球价值链中从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趋势。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