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子户遭遇“鬼打墙”.docVIP

钉子户遭遇“鬼打墙” 　　所谓“鬼打墙”，就是一个人在旷野或村镇里迷失方向，走不出大自然的神秘圈套，而只能被动徒劳地一再返回一个固定的地点。曹禺在他的经典戏剧《原野》中，曾经成功地展现了仇虎及花金子在暴力复仇之后精神错乱，只能在原野中天人合一或者说是情景交融的黑林子里转圈子，以至于最终在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生存绝境中自杀身亡的人生悲剧。 　　2009年7月27日，《人民日报》等媒体刊登关于西北政法大学毕业生“被就业”的新闻。“被”字句在舆论中迅速来就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一直生存在被代表、被组织、被集体、被捐款、被统计、被自愿、被包围，甚而至于被侵犯、被强暴、被自杀的鬼打墙式的被动困境之中；甚至有网友戏称“我们都是被字辈”、“我们处在被时代”。借用时评人曹林的话说，“被”字之所以一语风行，是因为它击中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权利焦虑，没有什么字比这个“被”字更能言简意赅并精准地描述出许多人“缺乏自由”和“不能自主”的权利感觉了。这种被动，根本上是弱势的公民权利在强势的一些地方政府权力面前的被动，每一个“被”字短语之后，都有一个强势的权力主宰和操纵着一切。 　　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街道金华社区47岁的钉子户居民唐福珍，就是被地方政府权力所葬送、所吞没的一个极端案例。她并没有像《原野》中的仇虎与花金子那样，在旷野或村镇里迷失方向，反而在自己的家里被动遭受了由地方政府权力所构筑的鬼打墙式的圈套骗局。 　　网络电有端庄秀美的唐福珍手捧奖牌的一张照片，奖牌上一行红色大字：“女性自主创业模范。”据多家媒体报道，唐福珍的丈夫胡昌明是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人。1996年的一天，村党支部书记陈茂源和村主任张国富找到在成都市区做服装生意的胡昌明，告诉他天回镇和金华村要招商引资兴建一条“农民街”，邀请他回家乡投资办厂。 　　胡昌明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和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首期以5万元的优惠价格与村委会签订969.8平方米的《建房用地合同》，建起一幢以厂为家的综合楼，并且于1998年正式注册成立成都奥仕成实业有限公司。楼房的一、二层充当制衣车间，三层充当办公室及居家宿舍。公司辉煌时员工达10O多人，不但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就业机金还为当地政府增加了财税收入。事业有成的胡昌明夫妇因此被当地政府作为招商引资的一面旗帜而正面宣传，胡昌明被授予“勤劳致富带头人”等荣誉称号，唐福珍也被区妇联评选为“女性自主创业模范”。 　　1999年，胡昌明为扩大生产，又与村委会签订租赁房后1.8亩土地50年的合同，用于车间和工人宿舍建设。然而，随着城区建设的迅速扩张和土地价格的迅速攀升，天回镇金华村被转换成为天回镇街道金华社匠胡昌明夫妇一直在依法经营和依法纳税的合法企业，反而被认定为需要拆除的违法建筑。当地政府的招商引资，到头来被坐实为诱人违法的骗局圈套；曾经自主创业、依法纳税的唐福珍，也因此陷入被招商、被自主、被违法、被拆除、被暴力、被自焚的鬼打墙式的被动困境之中无法突围。 　　2009年11月13日早晨，并不具备在法律意义上实施强制拆除的主体资格的金牛区城管局长、区长助理等政府官员，带领300多名政府工作人员、消防及穿迷彩服的不明身份^员，不仅对唐福珍家的房屋进行强制拆除，而且对居住在房屋里面的多名家庭成员实施暴力殴打，最终导致唐福珍在走投无路的被动困境中自焚自残。 　　由这些人的所作所为，笔者联想到1950年代的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掌握整个国家的行政大权的蒋介石，为了在保护龙脉风水的前提下，对位于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的蒋家老宅丰镐房进行扩建改造，专门派人在溪吐街新造一批楼房，动员住在丰镐房周围的26户蒋氏族人迁居。结果是25户顺利搬迁，最后只剩下竖立在丰镐房东南角的周顺房。该房主人是蒋介石的儿时玩伴，他执意要求蒋介石亲自出面协商此事，并且为此放话说：“瑞元（瑞元是蒋介石的小名）当皇帝了，他让我搬，我不得不搬……” 　　蒋介石得到消息后既不愿意亲自出面，也不愿意动用自己手中的百万军警实施暴力拆除，而只是无奈地表示说：“迁不迁由他去吧。” 　　70多年过去，扩建之后的丰镐房依然缺少东南一角。作为钉子户的蒋氏周顺房反而打出“蒋氏邻居――周顺房饼店”的招牌，红红火火地做起了生意。 　　比起被周顺房主认定为“皇帝”的蒋介石，钟昌林等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不是更加民主而是更加专制了，不是更加先进而是更加落后了。他们在被招商、被自主、被违法、被拆除、被暴力、被自焚的唐福珍惨死之后，依然不肯反省自己的违法罪责，反而一口咬定唐福珍及其家人是暴力抗法，充分展现了一些地方当地政府官员不以人为本、不给人出路的鬼打墙式的强横霸道。套用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嘱，一些地方目前的中国社会，可以说是仍然处在“和谐尚未成功，官民仍需努力”的攻坚阶段。 　　编辑 叶匡政 美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