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和中关村的发展史.docVIP

竺可桢和中关村的发展史 中关村的巨变,是共和国科学发展史的缩影。作为副院长的竺可桢经常跑中关村,他的日记也就见证了中关村社区的早期发展史。 在中关村后来的变迁中,以“中官”为基点,除了北面划出中关园而与中关村告别之外,后来在东、南两面不断展开。 中关村的名气愈来愈大。近年来,有许多朋友,不管是“村”内外的,还是京内外的,常有人问起中关村的地理边界和历史起源问题。还有几位外国朋友拿这个当学问做,认认真真地拟订调研提纲,列出一二三四来。细想一下,它既涉及中国科学院院史,也涉及中国当代科学、教育和产nbsp; 业史,还涉及北京史和社区史的问题。nbsp; “永久院址”的用地nbsp; “中关村”的真正得名与定名,与中国科学院的“入住”和随之而起的“科学城”有关。成立于1949年的中国科学院,是以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原有机构为主要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南京,北平研究院的多数研究机构集中在北京的东皇城根和三贝子花园(今动物园),院本部机关则自1950年6月起设在北海西沿附近的文津街3号(静生生物调查所旧址)。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确定研究所组建方案之后,有些南方的研究所须迁进北京,在京各研究所也都要扩充实验室和办公室,摆在当时院领导们面前最紧迫的一项任务,就是要在北京选择一个能有较大发展空间的科研基地,时称“永久院址”。nbsp; 在建国之初,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邀请专家讨论未来北京的建设规划时,已大致形成了将高等学校比较集中地安排在西北郊的共识。身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计划局局长的竺可桢认为,科学院的研究基地应靠近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交通条件和电、水等基础设施,使建楼工程和日后科研工作得以迅速走上轨道。而更重要的是,科学院的发展必须借助大学的高级科研人才,地理上的接近,便于学术上的合作交流。nbsp; 科学院曾于1950年向政务院报告申请圈用农科所(今中国农科院)以北至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以南为院址,但未得批准。1951年1月20日下午,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在中南海召开会议,竺可桢代表科学院汇报1951年度工作计划时,明确提出优先考虑在北京修建近代物理所(后来发展为原子能研究所)和地球物理所(后来分化发展出卫星设计院)两座科研大楼,急需落实建楼地址。竺可桢在50年代初期的日记中,记下了为此奔波的历程,也给我们留下了研究中关村早期发展历史的若干线索,可以在某些重要环节上弥补档案资料和访谈口述的“空档”。nbsp; 据日记,1951年1月30日中午,竺可桢为组织编写中国科学史着作事,从城里来到清华大学。中膳后,先与叶企孙、华罗庚、李继侗等谈,下午则为建筑史方面问题专访梁思成。梁在清华任教,并参与北京城发展规划,竺与交谈中得知“西郊文化区人民大学、民族学院均已拨了地,北京大学又要农业研究所与燕京[大学]间之地”。他当晚回家后,即与同住于科学院第一宿舍的另外两位副院长吴有训、陶孟和交谈。院领导于2月1日开会,认为“若科学院不去要地,势将落空”,遂决定致函政务院,再次提出申请用地计划。nbsp; 两个月后,竺可桢在4月7日记参加院长会议:“据丁瓒[院党组副书记、院办公厅副主任]报告谓文委会与首都计划委员会均已同意科学院在西郊农业科学研究所左近圈地事,且即可进行。新建筑即可设立其上。”具体情况是,批准将大泥湾以北、成府以南的4500亩划为科学院用地。nbsp;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在这个本来应该悠闲的日子里,竺可桢却是以急切的心情要去扫描一下新院址。他在这一天的日记写着:“十点偕正之[吴有训]夫妇、松松[竺的小女儿]往小泥湾、大泥湾(对面马路有人民大学的校舍)、岳王庙等地勘察院址。”他们此时是在小泥湾西侧的大路下车,来到了新拨用地的南缘,在今中关村路双螺旋标识建筑物南侧附近做些观察,或许是考察一下能否先在新址南缘建楼。当时由此向正北方向无路可通。往西北方向则是进海淀大街,可乘车经龙凤桥、北京大学西门、圆明园南侧到清华大学,但也都无法开车进入新址的北缘。后来在中关村建起的第一批楼,是选择在离老清华园车站较近的地方。nbsp; 割让“中关园”nbsp; 北京大学,原在城内沙滩一带,教学和生活用地也极为紧张。在科学院得到拨地的同时,北京大学得到批准的新校址是在科学院用地的南面,即大泥湾以南至农科所(今农科院)以北的地段上。到1951年末,政府高层已经内定了院系调整计划,北大将迁至燕园。1951年12月初,由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曾昭抡(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出面,要求将北大的用地与科学院用地对调(本年竺日记12月6日)。从北大方面说,这是合理的,如此可将新校区与原燕大连成一片。但此议提出为时已晚,因为科学院的建设规划已经确定,作为优先安排的重点工程———近代物理所大楼,已破土动